本次對話的“新氣象”之二,是通過更多的實質性合作成果來彰顯各自誠意、提升互信程度。這次對話,除了在改善投資貿易政策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之外,還就金融、知識產權、流通物流、信息通信、農業、產品安全、防災減災等多個領域的合作進行了廣泛交流,簽署了10個備忘錄和多個正式合作文件,實質性成果超過了首次對話。
本次對話的“新氣象”之三,在於對話內容已從“戰略經濟”延伸到包括雙邊人員交流、地區安全等在內的政治領域。此次對話簽署了中日人才獎學金等教育合作和人員交流的正式文件,還簽署了《關於建立“中日青年經濟領袖對話機制”的備忘錄》,以繼續推進兩國青年交流。對話前後的兩國外長會談、麻生會見王岐山等,則以當前極為嚴峻和緊迫的朝核問題為主要內容。這些一方面充分顯示,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無論在規格、陣容還是在議題、影響等方面已絲毫不亞於以往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另一方面也表明這一機制的內涵和影響已不僅僅局限於“經濟”層面,而有向政治、安全等領域擴展延伸之勢。
此外,雙方首次就第三國開發援助問題深入交流並搭建合作框架,無疑也是值得關注的“新氣象”,這對於防止和遏制雙方在這一領域的惡性競爭、加深彼此的理解和互信,意義尤為重大。
當然,此次對話也有不少未竟之業和未能弭平的分歧,如對於中國決定實施的信息安全產品強制認證制度一事,雙方仍然存在分歧;關於東海油氣田共同開發,雙方也未有進展。但分歧擺到台面,互不回避矛盾,也恰恰反映出兩國誠意的增加和互信的提升,這對於來之不易、任重道遠的中日友好關係大局,仍是值得鼓舞的跡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