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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應以“以政領黨”的思維來面對轉型新局。 |
中評社台北6月21日電／聯合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馬英九宣布參選國民黨主席，同日爆開許舒博內定出任一○一董事長的消息，正好凸顯了馬英九不能不兼黨主席的理由。因為，不能再坐視“以黨領政”，而必須“以政領黨”。
許舒博案的惡質與愚昧，皆已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搓圓仔湯”非但違反政治道德，亦且犯法；而竟敢將萬眾矚目的一○一董事長職作為交易籌碼，則非但惡質有加，簡直是視兩千三百萬人的感受為無物，豈非“沒有常識”？
社論指出，從許案可以看出，在國民黨現今黨政運作的某些角落中，非但背離了馬英九“清廉執政”的理念，亦且與主流社會的期待背道而馳，否則如何想像竟會發生用一○一董事長交換許舒博退選這種不知死活的荒唐事？僅此一端，已是支撐馬英九必須兼任黨主席的理由。然而，因此又掀起了是否“以黨領政”的爭論。
“以黨領政”的原型出自一黨專政的共產政權。由於不具普選及直選的民主選舉制度，整個政府體制皆由政黨由上而下來布建；因此，黨的書記，高於行政體系的首長，遂成“以黨領政”。此制後經法西斯式政權抄襲，過去的國民黨亦在此列。
然而，在普選與直選已臻成熟的民主國家，“以黨領政”非但在觀念上不合理，在現實上亦不可行。例如，所有的“內閣”制民主國家，皆傾向“以政領黨”，而非“以黨領政”；黨只是選舉機器，連在野黨的決策權力中樞亦是在“影子內閣”，而另外沒有所謂的“黨中央”。再以美國的總統制言，不論執政黨或在野黨，其決策權力中樞亦與國家體制結合，執政黨在總統或州長，在野黨則在黨團，所以亦是“以政領黨”，而非“以黨領政”。
社論說，台灣的黨政關係，正處於轉型過渡階段，漸由“列寧式政黨”，轉向“民主政黨”。其實，直選及普選實施後，台灣也漸已邁向“以政領黨”；李登輝及陳水扁不是“以黨主席兼‘總統’”，而是“以‘總統’兼黨主席”，其權責角色的基礎在“總統”而不在黨主席，黨只是“總統”的權力平台（此與列寧式黨政體制迥異）；即使陳水扁未兼黨主席時，黨的權勢亦未超越他。也就是說，台灣的政黨政治，從國民黨、民進黨做為執政黨的經驗來看，無論李登輝或陳水扁，皆顯已向“以政領黨”傾斜。
現在的問題是：這一條“列寧的尾巴”將如何在“政黨進化論”中漸漸“退化”消失？
現今“尾大不掉”的原因之一，是台灣初入民主政治，山頭主義仍在，不論國民黨與民進黨，皆將黨中央及黨主席視為實權機制；即使國民黨至今在“國會”已逾三分之二席次，卻仍是一個“外造政黨”。在這種山頭門閥氛圍中，就會出現用一○一換許舒博退選的醜聞；因為，黨主席將輔選的成敗，看得比“總統”及政府對人民的清廉承諾更重。其實，這不啻是一種扭曲變形的“以黨領政”。
再者，兩岸又見“國共平台”，這也使得國民黨主席的角色小不下來，低不下來。在這種情勢下，倘若“總統”與黨主席在理念與方法上契合無間，尚能同步；但倘若黨主席的自我品牌意識太強，而與“總統”在理念與方法上歧異，就會出現“以黨領政”的憲政危機。亦即，非公民直選的黨主席，可能因而干擾侵越了公民直選的“總統”“以政領黨”的憲政職守。
篇幅所限，未能深論。其實，舉世皆見的“民主進化論”，皆是朝向“以政領黨”發展。但台灣的問題卻是別具一格，例如黨主席的直選制，在他國先進經驗是政黨民主化的機制，但在台灣卻是“列寧尾巴”脫不掉的原因之一；如何建立“執政時由‘總統’兼黨主席”的體制，應當是漸進轉型過渡的中程目標。否則，倘若公民直選的“總統”參選黨主席竟落選，那又是難以收拾的憲政危機了。
社論說，我們建議：馬英九應以“以政領黨”的思維來面對轉型新局。無論對民主憲政發展及對國民黨的改革，皆宜想到如何以漸進的步驟，來處理這一條必須退化的“列寧的尾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