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試點省份，浙江省自1992年起，對13個經濟發展較快的縣市進行擴權，2009年開始全面擴權強縣改革。
浙江義烏，被稱為中國權力最大的縣，其書記與市長屬省直管幹部。2006年11月，浙江第四輪強縣擴權試點，在不改變其由金華市領導的管理體制的前提下，除規劃管理、重要資源配置、重大社會事務管理等經濟社會管理事項外，賦予義烏與地級市同等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曾向媒體透露，一個地級市具有大小權力1000餘項，義烏已有618項。
毛壽龍說，“擴權強縣涉及財政、土地管理、城市發展權限、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等幾百項權限，或許是向縣域自治走出了一步。”
有待進一步改革
“省管書記，省管財政，誰管都不是問題。如果只是停留在省市縣三者的職權關係，停留在先拿走多少，再放回多少的思路，難以解決問題。”于建嶸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認為，“省直管縣，只是解決治理層級和規模問題，而體制性的突破，是解決政治權力來源問題。”
“縣域治理需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建立一整套幹部管理制度。”于建嶸說，“地方政治自治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充分發揮地方政治精英對地方政治的主導作用，需要改變目前縣級政權的異地為官制度。”
縣級領導幹部回避制是當前中國重要的人事組織制度。湖南瀘溪縣委組織部官員楊子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基層的狀況是，縣委書記從上往下派的多，從下往上提的少。“提拔的幹部也是異地為官，做到了縣委副書記、縣長的位置，可能會被調到其他縣升任縣委書記。”
于建嶸認為，縣級應當由間接選舉向公開直接選舉發展，構建真正的基層自治體制。通過重新確立縣級政權和縣級領導人的政治定位，建立真正的責任政府。“建立縣域政治的關鍵是建立政治授權程序，使縣政領導獲得實在的政治授權。”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則提出需要黨內選拔和民主選舉相結合，他撰文提出，基層官員不需要對中央政府直接負責，使縣這個中國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單位在政權系統裡開始邊緣化。
因而他認為，一個可行的辦法是首先建立縣和中央政府之間的直接聯繫。“中國有2000多個縣，幾千個縣委書記和縣長，中央政府應該像黃埔軍校那樣，不斷地培訓他們。中央已開始這麼做了。”
除加強現任縣委書記的培訓，中組部提出建立新任縣委書記任職培訓制度，由中組部統籌組織實施，在中央黨校等國家級培訓機構進行。今後，新任縣委書記的任職培訓要在任職1年內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