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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家寶本月初會見全球智庫峰會主論壇的代表（資料圖片） |
四類智庫聚京城
在當前體制下，中國各部委省市都設立有研究室、研究所，還有官方設立的文法理工等科研機構，按照廣義概念，他們都被稱作智庫，總數量超過2000家。獲得美國學界認可的70多家中國智庫中，絕大多數集中在首都北京。
按照類別而言，則主要分為四類。一類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及軍隊直屬的智庫機構。中央系統，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黨校，國務院系統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中國科學院、國家行政學院，軍隊系統包括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
這些部級、大軍區級的機構，是中國最為核心的一批智庫，直接為高層決策服務。其負責人也都是重要的省部級以上高官。比如中央政策研究室，負責對黨的建設、思想理論、中央重大決策的可行性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建議，參與中央文件起草，對全國經濟形勢進行跟蹤等。歷次黨代會的報告，都由中央政研室牽頭。再如，中國科學院既是國家科學技術最高學術機構，也是科技政策和發展戰略研究機構。
第二類是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下設的研究機構。由於他們也接近宏觀管理部門，因此也對政策出台和運行發揮重要影響。財經方面最為知名的包括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國家信息中心等，為宏觀經濟、財政金融政策提供諮詢。政治方面則有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中組部黨建研究所以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等。
第三類是高校系統。比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等，都匯聚了大量優秀人才，對政經熱點展開研究。但相較於政府部委下屬的研究機構，他們在獲取統計數據和信息資料方面，不具備優勢。
此外，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是為數不多的非官方的科研機構，為公眾、企業和政府機構提供政策研究成果和政策分析。前者由經濟學家樊綱任所長，後者由學者遲福林任院長。
聯早: 中國“頂級智庫”有隱憂
新加坡《聯合早報》7月9日載文《中國“頂級智庫”的隱憂》，摘要如下：
全球智庫峰會剛在北京落幕。發起此次峰會的是被稱為頂級智庫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簡稱“國經中心”）。這家剛成立不久的智庫，由於由前副總理掛帥，在近一段時間里，吸引了足夠的眼球。
據說國經中心的目標是要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土壤中打造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思想庫。中國的智庫數量雖然眾多，但由於體制環境、資金和評價體系，以及公信力等問題，在國際舞台上鮮有顯著成就，議程設置能力與話語權弱小，無法與西方頂尖智庫對話。因此，這個彙集了中國政界、商界、學界力量，有著很多卸任和在職高官的智庫，被人們寄予了很大期望。這從“頂級智庫”、“超級智庫”、“最高智庫”等種種稱謂可見一斑。而國經中心似乎也沒有辜負輿論的期望，一出場聲勢就造得很大。
能否拿出高質量研究成果
不過，與媒體的熱切期望相比，我劫想潑點冷水，對這家“頂級智庫”的任何高調宣傳和神化，都是在“捧殺”它。
觸發我潑點冷水的直接原因是看了國經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在峰會召開前與清華大學教授薛瀾等學者的一段對話。鄭坦承，國經中心目前最大的困難是籌集資金，他本人最近一段時間在這方面花了好大精力。
雖說資金缺乏是中國智庫的普遍現實，而國經中心的籌資目標是5個億，對一般智庫來說，5億的數額的確有些大，但對國經中心而言，不會是一個真正的難題。不要說國內很多有實力的大企業是其理事或常務理事單位，以這幫卸任高官的能量，弄些錢來還是辦得到的。當然，開頭可能有些困難，畢竟現在正處於金融危機時期，但我相信錢不是阻礙國經中心成為“頂級智庫”的根本原因。
真正的難題在於拿出高水平、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對國家發展起重要作用的一些長期戰略、思想和主張。中國不缺一般的對策研究，也不缺對短期問題的研究，現在很多智庫都在幹這個，缺的是對國家未來發展起指導價值的研究、思想和戰略。當年，蘭德公司給美國政府提出用冷戰的方式與蘇聯進行對抗，從而為美國贏得冷戰奠定了基礎。中國在毛澤東時代，也提出過“三個世界”的國際關係主張，雖然這個主張現在看來是失誤的，但在當時情況下，為中國1972年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起了很大作用。當前，中國在對外關係方面倡導“和諧世界”，這一主張直接來自于前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提出的“和平崛起”理論。
國經中心要真正成為國際一流的“頂級智庫”，就必須在大的戰略上有自己的看法、思想和主張，無論在國家發展戰略還是在國際關係方面，能夠提出議題和問題，引導輿論。否則，即使在一般對策上做得非常出色，也有負“頂級智庫”的聲譽。而從現在披露的各種信息看，國經中心難有這樣的作為。
未擺脫官本位心態
首先，國經中心似乎並未擺脫官本位的心態束縛，把自己真正作為民間獨立的思想庫。國經中心對社會的宣傳是民間智庫，然而，或許除了資金外，我們看不到它有多少民間的色彩。媒體所津津樂道的超豪華陣營，不過是一些過去的高官以及以企業家面目出現的官員，真正的一流學者少之又少。另外，據說其辦公地點選在中南海隔壁，門口還有哨兵。離權力中心這麼近當然有利于其“上奏摺”，但很難想像有哨兵的智庫會是民間智庫，充其量是個特別的“民間智庫”。
當然，是否為民間智庫本身並不重要，但如果把自己定位為民間智庫，心態上劫又擺不正，多少會影響研究的客觀性和獨立性。這個且不去講它。國經中心的局限性更在於以下兩點：一是它自我設限，只研究經濟，雖然在選題上也強調戰略性、宏觀性、前瞻性。
然而，眾所周知，越是宏觀的戰略問題，越不單純是經濟的，只局限於經濟問題，視野和研究方法必然受限。從世界一流智庫看，研究領域雖各有側重，但沒有誰會把自己局限於某個方面。即使只研究經濟，按照鄭新立的說法，國經中心也頗有些畫地為牢，在談到和已有智庫如國研中心的區別時，鄭說，國研中心側重于長期的重大發展戰略的研究，言下之意，國經中心著重研究的是一些短期的應對策略。這與頂尖智庫的身份似乎是不相稱的。
二是到現在為止，還看不到它有多麼強大的研究力量。國經中心的超豪華陣營，只表現在理事、顧問上，就一個智庫最重要的研究團隊來說，由於國經中心沒有公布其研究人員的名單，我們無從得知它有哪些超強的核心研究人員。事實上，也沒有聽到媒體報道國內公認的一些著名學者有誰在國經中心的研究隊伍中任職。我們看到的是，國經中心的課題並沒有以自己的研究出現，而採取的是招標購買模式。這當然與國經中心剛成立不久有關，但對於一個以一流智庫為己任的智庫來說，購買別人的研究成果總歸是很尷尬的。
智庫的影響力在於其研究成果所形成的品牌效應，而不是其規模和級別。沒有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政策理論設計方面提出問題、思想和戰略的能力，就稱不上一流智庫，更不用說頂級智庫。所以，別先忙著給國經中心唱贊歌，還是看看它給我們貢獻了哪些思想再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