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幾經磨合的聯姻
上世紀90年代後，美國對華戰略幾經修正，從克林頓政府的接觸政策、小布什第一任期的“戰略競爭關係”、到第二任期的“利益攸關方”，美國對美中關係定位的不斷變化反映出美國決策者的猶豫和兩國關係的複雜，也揭示了出兩國實力對比變化對美國對外戰略的影響和美國對兩國關係發展的憂慮。但是經過多年的磨合與交往，美國似乎逐漸找到了與中國交往的較為理想的模式。有專家認為，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體現出的是美國一種對華持續接觸的戰略，是為建立長期穩定的中美關係而作出的一種新的制度安排。
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認為，“美國新政府繼承的是一個20年來最好的美中關係”。雙方對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制度化，美中關係從來沒有如此相互依存，在範圍廣泛的議題上，雙方都進行著密切合作。高度制度化的合作，討論議題的廣泛，都標誌著中美關係的成熟與健康。戰略與經濟對話正是這種態勢的體現。
輿論認為，從美中關係的角度而言，這是兩國關係沿著穩定軌道“漸入佳境”的標誌。
美國大支票背後的虛實
不過與此同時，美國國內也傳出了一些不同的聲音。
美國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22日就此次對話舉行了專題研討會。與會的美國專家稱，這次對話“將不會產生任何堪登頭條的重要成果”。外交關係學會中國經濟問題專家斯蒂芬.達納韋直言，這次對話不會宣布任何重大的政策改變。
而《華爾街日報》的一篇評論稱，在此次對話的三個核心問題:安全（特別是朝核問題）、經濟（特別是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和氣候變化（特別是今年底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商討《京都議定書》到期之後的談判）方面，雖然經濟危機和華盛頓的政府換屆都使得辯論內容發生了變化，“但卻並沒有拉近老牌大國美國和新興大國中國在達成共識上的距離。”
其實，對於首次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國也保持著冷靜的思考。孫哲認為，中國的態度還是很理性的。“美國的確打算給中國開一張大支票，中國需要對自身的發展有清醒的認識，考慮自己的綜合實力和改革需要，量力而行。”
顯然，中國也並不指望“一次會議就解決所有問題”。袁鵬認為，雖然這次會議可能取得的具體成果不多，雖然確定基調和營造氣氛聽上去似乎“很虛”，但是若能做到，本身意義已經很大。“中美雙方有60多種機制可以解決問題，這次的最高層機制不一定是要解決很多具體的問題，可以先定調，具體問題可以以後用其他機制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