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任何一家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首先面臨著的是如何平衡商業倫理與海外市場的競爭力的選擇，在這種選擇中，企業往往被逼向“囚徒困境”：如果遠離商業賄賂，企業就可能失去市場；如果同流合污，就會背叛商業倫理。毫無疑問，對於受經濟人理性主導的跨國公司來說，最後只能選擇後者。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說中國商場中的“潛規則”導致了跨國公司的群體被動性“異化”，那麼中國市場中的特殊利益結構則使跨國公司的商業行賄由被動走向了主動。
首先，中國市場巨大的利潤令跨國巨頭在“潛規則”面前敢於大膽出手。以電信行業為例，中國電信(4.04,0.04,1.00%)市場占全球電信市場的10%~15%，朗訊的財務報告顯示，中國市場已經成為其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場，僅次於其在美國的業務，面對中國巨大的市場和利潤空間，朗訊難以在中國式商業形態下獨善其身，而賄賂自然成為其打開商業大門的一把鑰匙。
其次，壟斷特權的存在驅使跨國公司在“潛規則”面前鋌而走險。商業賄賂與資源壟斷相伴而生。壟斷行業和政府嚴格管制的行業中，從業人員手中所掌控的壟斷性資源太多，權力部門與企業存在頻繁的微觀接觸，在缺乏全面監督的環境中，手握行政審批權、資源分配權、管理權等公權的人員自然成為商業賄賂獵取的對象，各類強勢組織權力尋租的機會大大增加，而急於開拓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則成為商業賄賂的重要參與者。
第三，制度供給不足使跨國公司在“潛規則”面前肆無忌憚。集中表現為我國現行治理商業賄賂法律體系尚不完善，法律處罰力度不夠，加之地方政府對跨國公司違規行為的放任以及企業、商界長期以來的“習慣性沉默”，既使各交易參與方產生了關於潛規則的悲觀心理預期，又變相助長了在華跨國公司的違規氣焰。
用制度堵塞“賄賂門”
人類通過艱辛的經濟探索與追求才收獲了如今一系列的合規性商業原則，而當這些洋溢著理性精神的規則遭遇褻瀆、玷污時，經濟活動與社會領域都將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特別對於處在發育階段的中國市場而言，跨國公司商業行賄所製造出來的“洋垃圾”更具強大的破壞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