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摩案”。2009年2月，摩根士丹利向SEC提交文件稱，公司發現一名中國區地產雇員“似乎有違反《反海外腐敗法》的行為”，隨後，兩名中國區地產主管宣告離職。至於大摩在中國相關涉嫌受賄者，目前正在調查中。
跨國公司輪番登上中國商業賄賂榜單的結果大大超出了人們的預料。國內民間經濟分析機構安邦集團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跨國企業在華行賄事件一直呈上升趨勢，中國在10年內至少調查了50萬件腐敗事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中國市場的“潛規則”之詬
客觀地說，跨國公司進行商業賄賂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然而，值得關注的是，懾於發達經濟體的嚴刑峻法，跨國公司如今已經將商業賄賂的主戰場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從某種意義而言，大量的跨國公司競相加入中國商業賄賂陣營的事實，固然反映了國際資本逐利的本質，但也隱然顯出其海外擴張戰略向本土化潛規則的妥協與屈從。
毋庸諱言，中國30多年的對外開放所引進的並不只是跨國公司的龐大身軀，西方企業公平、公開的競爭精神與商業倫理也植入了中國市場。然而，由於本土文化的強大與根深蒂固，新的商業規則並不能在短期內取得市場話語權，盛行於中國商業領域的依然是舊的習俗或者惡俗：人脈關係決定著企業的生存，請客送禮左右著競爭者的命運。而面對著這樣的商業生態，善於經營市場的跨國公司難免“入鄉隨俗”。
因此，任何一家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首先面臨著的是如何平衡商業倫理與海外市場的競爭力的選擇，在這種選擇中，企業往往被逼向“囚徒困境”：如果遠離商業賄賂，企業就可能失去市場；如果同流合污，就會背叛商業倫理。毫無疑問，對於受經濟人理性主導的跨國公司來說，最後只能選擇後者。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說中國商場中的“潛規則”導致了跨國公司的群體被動性“異化”，那麼中國市場中的特殊利益結構則使跨國公司的商業行賄由被動走向了主動。
首先，中國市場巨大的利潤令跨國巨頭在“潛規則”面前敢於大膽出手。以電信行業為例，中國電信市場占全球電信市場的10％～15％，朗訊的財務報告顯示，中國市場已經成為其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場，僅次於其在美國的業務，面對中國巨大的市場和利潤空間，朗訊難以在中國式商業形態下獨善其身，而賄賂自然成為其打開商業大門的一把鑰匙。
其次，壟斷特權的存在驅使跨國公司在“潛規則”面前鋌而走險。商業賄賂與資源壟斷相伴而生。壟斷行業和政府嚴格管制的行業中，從業人員手中所掌控的壟斷性資源太多，權力部門與企業存在頻繁的微觀接觸，在缺乏全面監督的環境中，手握行政審批權、資源分配權、管理權等公權的人員自然成為商業賄賂獵取的對象，各類強勢組織權力尋租的機會大大增加，而急於開拓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則成為商業賄賂的重要參與者。
第三，制度供給不足使跨國公司在“潛規則”面前肆無忌憚。集中表現為我國現行治理商業賄賂法律體系尚不完善，法律處罰力度不夠，加之地方政府對跨國公司違規行為的放任以及企業、商界長期以來的“習慣性沉默”，既使各交易參與方產生了關於潛規則的悲觀心理預期，又變相助長了在華跨國公司的違規氣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