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文件的意義至少有二：其一，國民黨軍幹部在島內及美國等地不斷接觸原子武器相關資料，這自然是來自蔣介石的授意。這更足以說明，蔣介石在台灣站穩腳跟以後，基於“反攻大陸”目的，又開始著手發展原子彈計劃。其二，美國當局原-本一度將原-子科技視為國家機密，但1950年代中期，美國強烈暗示台灣，有意將原子技術暗助國民黨軍，似乎蓄謀撩撥台灣拿原子武器對付大陸同胞。
大陸核彈試爆成功之後……
1962年1月13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台灣代號為“西方公司”）和國民黨當局首度合作對大陸空中偵察。“西方公司”派遣了代號“黑貓中隊”的U-2偵察機，對大陸進行秘密偵察照相。第一次飛臨大陸上空的U-2飛行員目視發現，大陸西北雙城子地區設置了一處飛彈試驗場。1962年2月21日，大陸首次成功試射“東風二型”導彈。不久，U-2偵察機陸續發現，大陸正積極研製原子彈並即將進入正式試爆階段。
這些發現讓蔣介石憂心忡忡。美國肯尼迪政府如芒刺在背，一度考慮以突襲手段炸毀大陸原子彈基地。1963年9月，時為“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蔣經國奉乃父之命訪問美國。蔣經-國在與美國總統肯尼迪及中央情報局局長會晤時當面提議，如果美國同意，台灣方面可以承擔摧毀大陸原子彈設施的責任。台灣可以派遣300～500名突擊隊員，以空降方式攻擊大陸核武設施。
與此同時，肯尼迪政府一度想趁中蘇交惡，考慮與蘇聯聯手以軍事或外交手段迫使中國停止發展核武，但被赫魯曉夫拒絕。肯尼迪想突襲摧毀大陸核設施，卻又投鼠忌器，擔憂重演偷雞不成蝕把米的“豬灣事件”，終於裹足不前。肯尼迪遇刺後，繼任的約翰遜擔心過度干預中國發展核武可能刺激大陸更積極介入越戰，只好採取消極政策。
這引起了蔣介石的極度焦慮與憤怒。1965年8月，蔣介石在與美國中央情報局骨幹、蔣氏父子密友克萊因的一次密談中憤怒-地抱怨：“去秋，中共作第一次核子試爆後，我曾對你說明了亞洲局勢之嚴重性，而今第二次試爆以後，更加上了一層陰影。第一次試爆後，中共說：不投降就要毀滅。現在第二次試爆以後，中共又說：不是統一就是滅亡。中共對於核子武器能力，倘以一月製造核彈一顆來論，一年就有十二顆。而事實上只要三顆，一顆用在台北，一顆用在左高地區，一顆用在公館機場，就可以毀滅台灣，因之我們不但不能再等一年，就是半年亦等不及了。中共對外宣傳，說現有核彈可以炸毀台灣，屆時即是第七艦隊要來保衛台灣，亦不可能了。自中共第二次核子試爆以後，我軍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懼和憂慮，這是不容忽視的心理趨向。”
克萊因則表達了美方態度：“8年以來，多次與總統閣下討論重大問題，自信個人對總統之中心思想，十分了解，而美國政府對總統之意見尤素所尊重。今天華盛頓對亞洲問題之看法，與20年前已完全不同，而台灣地位與總統之威望，在美國人心目中尤為祟高。我去年來台，曾面承總統告以中共第一次核子試爆後的人心變化，返美後曾將上述情況報告政府，美國政府對此已有深刻之了解。不過，我認為中共在最近用核彈來轟炸台灣一事言之尚早，中共亦不敢一時作此行動。”
克萊因言下之意，認為大陸對台灣的核威脅並不足懼。軍人出身的蔣介石，敵我意識非常清楚，想法是“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因此，蔣聽了克萊因一席談，雖未當面展露不悅之色，但語氣已略顯激動，他告訴克萊因：“人民所要求的是生存。”
克萊因又說：“關於施用核彈問題，對大陸可作相反宣傳，如中共果欲轟炸台灣，則此一行動之後果，大陸所有各大城市將受美國核彈的轟炸與毀滅。”然而，蔣介石對克萊因的講法完全不以為然：“這種宣傳似無多大用處，如美國把我政府看作朋友，希望能設身處地的為我著想，要給人民一生路，以及更大的生存空間。”
這時，會見已近尾聲，克萊因告訴蔣：“今天總統閣下所發表的一篇坦白而真誠的談話，相信對美國決策者將有莫大之裨益。在未來一二年之間，美國一定將以行動來證明其對友邦之忠實，要世人共見美國不是紙老虎。”蔣介石仍不滿意：“一二年以後的事，恐怕已經等不及了。”
大陸核試成功，可攜帶核彈頭的導彈技術也飛躍進展，蔣介石深恐台灣籠罩在核武陰霾中。他幾個常駐的官邸與行館紛紛於此時大興土木，修築鋼骨結構及配備厚鋼門的防核防空洞，軍隊也不斷進行防止核生化攻擊的戰術操演，台灣各地密集實施防空演習，空襲警報聲不絕於耳。但是，蔣介石不甘心坐等挨打，決心重啟原子彈研製計劃，與大陸展開競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