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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香港祗有直面危機才能克服危機。 |
中評社香港9月13日電／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劉迺強在《中國評論》月刊九月號發表專文《香港如何直面危機》，認為特區政府要打破“怕字當頭，怕被人罵、怕失民望的指導思想，”和“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處處但求政治正確的形式主義庸官行事作風。進而建立一個以人為本，勇於任事，強政勵治，不怕困難和壓力，積極為市民謀褔利，促進香港和國家發展的新傳統。”等“到香港上下整體有危機感，有個人積累起來的集體勇氣與承擔去面對危機”，就能走出克服危機的路。文章內容如下：
香港會否邊緣化
2006年，當時香港的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說了一句學術界流傳了很久的話：“香港會邊緣化。”一時引起了市面不大不小的震動。但是3年之後的今天，香港仍是朝著邊緣化的方向下滑。
內地朋友都說，香港人有個人危機感，卻缺乏集體危機感。所以每個人都直面個人危機而努力拼搏奮鬥，但對於香港整體的未來所面對的挑戰，就始終提不起勁來。這裡有頗為深層的原因，自百多年開埠以來，經驗告訴港人，在殖民地管治底下，一切只能靠自己。這就養成了香港人根本就喜歡個人解決問題，遇到問題，第一個反應就是自力更生，解決不了就拉倒認命。他們不習慣通過大小組織去集體面對危機，這不但麻煩、間接，而且難以控制效果。所以說居住環境不好，那就努力賺錢置業；教育制度不善，那就供小孩到外國讀書。對香港前途沒信心，第一考慮就是移民。個人解決問題效果未必一定理想，上世紀九十年代百萬中產移民，吃了大虧之後，大部分都回流。但是這是一時三刻難以改變的習慣反應。
有了這樣的習慣，社會上有關協助市民解決基本問題的各種中間團體便很薄弱，因為沒有需要。社會上的NGO大都集中力量幫助弱勢社群，主流社會的基本需要，反而沒有得到照顧。政府也崇尚“大社會，小政府”，事情盡量少管。連立法會中的政客，不論是親建制或反對派，也只以監督政府和為政府保駕護航為任務，從來都沒有積極為解決市民問題而著力。這便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今天縱使香港市民想通過集體去面對集體危機，也不知從何著手。“邊緣化”基本上是一個經濟危機，但是偏偏香港特區政府卻認為它不懂經濟，一切應由市場主導。從而衍生的社會民生問題，政府也只以見招拆招的救火心態處理，只求壓抑病癥，不求根治病情。
但是最近情況已經開始有了一些基本的變化，老皇曆已經證明不靈，需要修正和調整。
首先是香港已經成了一個困獸之局。百萬人吃過移民虧之後，今天已經不再流行移民；要提移民，目的地是內地，而不是外國。而北上發展，談何容易？港商以前設廠出口，如今出口市場萎縮，此路不通。要打內地市場，習慣生產外國質量和款式的工廠轉型固然有困難，而如何交易之後收賬，始終是個大問題。年青人北上打工，說的多，做的少。因為縱使年青人願意拿內地三兩千元以香港標準來說，比綜援還低，微薄的工資，要是他們在港還有即便是少許的家庭責任，他們也負不起。舉個例子，整個月的薪水，不吃不住，一分錢都不花，連供上一輩住私營老人院都不夠。香港高地價、高工資、高成本的結果，使到香港人根本跑不出去，死活都要待在香港。再加上港人不能享受內地的福利措施，越來越多本來已經移民北上的港人，一遇到問題，還是要回香港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