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9月14日電／台灣工商時報14日社論說，台灣首富郭台銘日前在一場由“行政院”舉辦的企業響應災後家園重建活動中，口出驚人之言，建議政府應比照1959年八七水災的做法，針對股票交易課徵特別捐，以籌措治水、防洪與“國土”規劃等所需的經費。
據報導，郭董這項建議，著實把在場的政府官員及企業家嚇出一身冷汗。“加稅”本身就是一項敏感的話題，如今又是要對更敏感的股市課稅，敏感加上敏感，可以想見這項建議對社會的“殺傷力”有多可怕。無怪乎郭董此言一出，不但其他企業家全都噤聲不敢搭腔，政府官員更是個個避之唯恐不及，“財政部”最後只好以災後重建預算經費財源尚稱充裕，無需開徵特別捐，就此搪塞過去。
其實，郭董的課稅建議或許不盡周延，在經濟還未完全脫離陰霾的此時，對股票交易加課特別捐是否適當，亦值得再討論，但重要的是，郭董講出了一些台灣財政問題的癥結，而這毋寧是政府更應該用心省思的地方。
社論說，最近十餘年來，政府財政收支年年短絀，債務餘額不斷攀升，對政府施政所造成的限縮壓力益愈明顯，識者莫不引以為憂。馬英九上台前對於扁政府八年執政，搞得國庫財政空虛枯竭殆盡，曾經毫不留情地大力抨擊與指責，誓言其獲勝後必將徹底從事稅制改革，充裕政府財政收入，恢復“國家”根本的元氣。未料上任迄今，連番遭到金融海嘯與風災等事件的襲擊，不但稅改無法發揮應有的成效，尤有甚者，為刺激景氣而採行的強力財政政策，更是讓政府支出急遽上升，至2010年底，債務餘額將新增8,000億元以上，“國家”財政陷入嚴重困境。
一般而言，企業家不論是站在公司或個人的立場，只要談到租稅，無不都是要求政府給予優惠，減輕其租稅負擔。而證諸現實，我們也的確看到許多企業家，或利用個人良好的政商關係，或假藉代表工商團體利益的名義，不斷地給政府施壓，要求調降遺贈稅稅率、廢除海外所得適用最低稅負、反對投資型保單課稅、抵制能源稅與環境稅的實施，甚至還要求擴大各種對個別產業的租稅減免，包括生技、運動、文創等，琳瑯滿目，不一而足。極少有企業家會跳脫個別的利益考量，以自己也是社會一分子的立場，和其他納稅義務人一起，共同關切“國家”的財政危機，追求租稅的公平正義。
當然，環顧國際社會，也有一些表現例外的企業家，像美國的富豪巴菲特，在公開場合常直言美國稅制對有錢人太過優待，主張應對有錢人加重課稅。台灣的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亦曾經發表過類似的言論，但後來由於遭受到同業的砲轟與責怪，從此便不願再對此議題表示意見。事隔多年，我們總算又等到了一個企業家，一個有錢人，敢於不在乎其他業者的可能反彈與譴責，直指政府舉債過多的問題核心，大膽建議開徵特別捐以挽救財政失衡，讓我們對台灣企業家的社會形象與責任，有了一番新的認識與期許。相對而言，反而是政府的表現顯得驚慌失措，不知何以為是，令人感到失望。
社論說，其實，郭董的談話重點有三：其一為治水預算不足，希望政府從“國土”整體規劃著手，全盤解決問題。“財政部”對此的回應是強調目前的治水與重建，已有移緩濟急、4年5,000億中的防洪建設，以及重建條例的1,200億等三個財源，無需擔心經費不足，但這些經費的使用是否符合郭董建議“由上而下”整體規劃的原則，完全未加說明。其二為政府財政狀況不佳，一直試圖以舉債應付各種支出需求，終非長治久安之計。“財政部”對此的回應是強調政府舉債上限仍在法律範圍之內，且較諸某些國家的舉債占GDP比率，台灣並不算太高，至於台灣的租稅（償債）能力是否足以維持財政穩健與經濟發展長期所需，則絲毫未見解釋。其三為政府舉債太多，債信的評等會降低，不但不利台灣的國際形象，外資亦會因此而減少對台投資，反而有害股市的長期發展。“財政部”對此的回應是強調國際信評機構對台灣債務的估算並非正確，將台灣債信評等降為負向顯係誤會所導致，無需憂心。至於郭董對股市交易開徵特別捐乃係“短空長多”的看法，“財政部”的態度則是以“事涉敏感，敬謝指教”為掩飾，企圖輕輕帶過。這種反應與做為，不但未能掌握到問題的重心，更暴露出政府施政的消極心態。
郭董的“加稅”建議或許只是來自其對這次風災的關心，但卻也適時地展現出企業家對“國家”財政長期困頓的擔憂。郭董認為目前治水的民氣與民心可用，政府應把握機會開徵特別財源，一舉解決治水防洪的問題；但重要的是，政府更要認知到此時企業家的“良心”可用，趕快趁機順勢提出可行的“加稅”措施，少了企業家的阻力，稅改的成功機會將大大提高。當然，我們更希望郭董這樣的喊話，不要就此打住，請郭董在公開的場合，再多講一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