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9月14日電／陳水扁又為大家上了一課，這一課叫做“社會文化罪”。儘管法律上並無此詞，不過，陳水扁提出的這個說法還是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按照陳水扁的意思，他承認自己是錯了，但這個錯是社會很普遍常見的文化現象，也就是說大家都是這樣做的，這樣的話也就不能算是什麼了不起的大過犯；再說，假如要定罪，那該被定罪的人又何止陳水扁一個人呢。
中國時報社論指出，陳水扁非常擅長創造名詞，更擅長捕捉社會情緒，為自己打造絕佳的脫困之道。扁案爆發以來，他和他家人的創意不絕如縷，每每令人拍案驚奇。除了“證據到哪裡才承認到哪裡”的精明之外，陳水扁最高明的招數當然就是烏賊法，也就是說“大家都一樣啊。”他的策略是可以道歉，但絕不認錯，可以認錯，但絕不認罪，可以認罪但絕對要拉一個壂背。
在檢調查出扁家的確把錢匯出海外後，陳水扁第一時間的回應是“做了法律所不允許的事”，陳水扁是個語言學魔術師、更是心理學大師，他的話有時需要按字面分析，有時又要意在言外地解讀，因為他非常會玩文字遊戲──一個人做了法律所不允許的事到底有沒違法，到底算不算個罪呢？他選擇不予說明，留下的謎團在扁案審理的過程中不斷成為討論的焦點，他和他的家人就在種種政治利益和社會氣氛下，不斷見縫插針地尋找生機。
陳水扁家族可以選擇用擠牙膏的方式面對司法，但證據卻會滾雪球。既然他們藍綠企業家葷素不忌大通吃，什麼人的錢都敢收，而且愈是深藍的企業就愈是吃定了一樣的獅子大開口，把洗錢、貪腐的戰線拉那麼大，日後當然就要承擔任何一個角落都可能出包的風險。當愈來愈多證據顯示陳水扁集團的犯行時，陳水扁就說“大家都是如此，我沒有更可惡。”他刻意把“國務機要費”和特別費混為一談，挪用馬英九的大水庫理論，讓他不但得以保護自己，還找到出招攻擊的機會，拳勢還虎虎生風。
“社會文化罪”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出現的說法。這個邏輯很簡單：就算我們有收人家的錢，那也是不得已的啊，因為這個社會不就是這樣的嗎，不收一些紅包、禮物，不夠意思也不禮貌；延伸來看，陳水扁不但指稱“國務費”做為“總統”薪資實質補貼是理之當然，就連基於職務、身分、地位等收到的饋贈、好處乃至於金錢，也在社會文化的認知和理解中，沒有不得體更談不上是犯了什麼罪；認為陳水扁這麼做不對的人，要檢討整個社會文化對貪污意在言外的縱容，或者至少要定罪陳水扁，也該一起揪出前朝一干人等才對。
從“阿扁錯了嗎？”到“錯的又不只是阿扁”，陳水扁不愧是高明的政治玩家。如果台灣社會到現在還有如他所言的這種“收受紅包很平常，不收就不禮貌”風氣，醫院何必三令五申嚴格監督醫事人員絕不可以收病人和家屬的紅包，也沒必要訂定貪污治罪條例，反正收點好處是社會風氣嘛。台灣社會真的到現在還是如此嗎？陳水扁家族被查到賣官、收賄之類的事情可不是在民智未開、法律不明的時代，而就是最近的事。台灣在民主法治的路上都已經走了這麼多之後，陳水扁還可以臉不紅氣不喘地說收紅包、饋贈這種事本來就很正常，而竟然也還有人可以全無是非地指稱國民黨時代貪更多，抓陳水扁一個人不公平，云云；持這類論點的人何不乾脆說和珅貪更多，陳水扁貪的算什麼！
社會的正義公平道德尺度的確是隨著時代前進的，現在的法律是什麼，當然就要按現行的規範執行，過往的過錯能追多少就要追多少，斷不能以“從前的人錯更多”來做為脫罪的遁詞，否則不是每個時代都奈何不了不法之徒了嗎，因為每個做錯事的人都可以振振有詞說“以前不是這樣！”要找到過去的渾球來支持現在的渾帳，可太容易了。這樣的話，“國家”社會還需要法治嗎、還有任何進步的可能嗎？
台灣社會一直在努力擺脫積習已久的紅包、賄賂文化，儘管做的還非常不夠、很不到位，但公務體系朝向廉能努力是明確的方向，現在的社會已不容許這種以職務之便收取好處的文化了；從扁親信涉及貪污、被判重刑來看，難道我們還要認可一切貪腐都可歸咎社會文化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