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之道 要敢於擔當
記者：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決策能力一直為人詬病。您從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之時就深度介入了香港的政治發展與社會管治，對此您有甚麼看法，您覺得在哪些方面可以改善呢？
梁振英：這就包括很多方面因素了。當然我們也有體制上的問題，比如說政府在立法會裡沒有執政黨，我們已經準備去建立一個執政聯盟，以期在立法會有足夠的立法會議員可以支持行政長官，支持政府，這是一個方面。
其次，我覺得除了體制上的變化，也要看執政者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敢不敢做些冒一定風險的決定。如果總是考慮“這個事情對於本人可能會有政治風險”，太過保守，太過避險，這樣是不行的——因為從政，就不能太過避險。你看前英國首相貝里雅（布萊爾），他要搞醫療改革，事先說明要拿出了自己民望的10%來做。這就說明了一是這個事情有難度；二是這個事情會對他本人的民望會造成損失。奧巴馬現在在美國進行醫療改革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是明確表態支持立法規定最低工資的，這個抉擇也是有一定的風險的，如果沒有反對者的話，這個立法早就完成了。但是我認為，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裡，也應該有一些自我調整自我完善的一些做法，我希望能夠避免出現由於香港財富分配高度不均所造成的負面的政治影響。
用不了幾年，香港就要實行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到那個時候香港的政治生態會變成怎麼樣，就非常值得我們去思考。到時候，雖然一個基層的清潔工，一個月的工資還買不到大老闆喝的一瓶紅酒，但是大老闆跟清潔工的政治能量在投票的時候卻是完全一樣的。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現在還有時間，都應該去考慮。我認為，有關貧富問題的決策會有風險，但是不要拖到基層民眾真的受不了了，需要通過選票來表達他的不滿的時候，才想著救急。
其實所謂決策，就是在權衡利弊之後的選擇。百分之百沒有風險的選擇，在政府決策方面可以說是不存在的。總而言之，政治不可能沒有風險，為政之道，要敢於擔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