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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農民工中已經出現一個特殊群體：“無地農民工”。 |
中評社北京10月19日電／新生代農民工中已經出現一個特殊群體：“無地農民工”。如果這個群體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無論滯留城市還是回到農村，都可能面臨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隱患。基層官員建議，應對“無地農民工”現象未雨綢繆，提前謀劃對策。
新生代農民工出現新群體：無地農民工
《經濟參考報》報道，22歲的農民工魏雪俠現在上海市一家鞋廠打工。雖然她的戶籍仍在安徽界首市田營鎮魏窑村，但在老家卻沒有土地。村裡20世紀90年代初最後一次土地調整時，她家因計劃外生育人口且未繳足計劃生育罰款，她沒能分到土地。很多像魏雪俠一樣的新生代農民工都面臨著這樣的尷尬：作為農民，她沒有土地作為基本的生產資料；而作為工人，她被鞋廠永久接納的可能性也很小。
對此，安徽省阜陽市市長孫雲飛提出了“無地農民工”的概念。他分析說，“無地農民工”的存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部分無地農民是計劃外超生人口，他們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未能分到集體土地，還有一部分是農村土地30年不動政策實施後的新生兒。“無地農民”長大成人外出務工，就成了“無地農民工”。“無地農民工”的年齡層次基本都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範圍。隨著時間推移，這一群體的人數會越來越多。
目前，“無地農民工”數量已經具有一定規模。阜陽市政府勞動部門已經關注到無地農民工現象。據阜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汝天彬粗略估計，阜陽市228萬外出農民工中有“無地農民工”60萬人，估計今後每年有10萬沒有土地的新增勞動力進入社會。
以安徽界首市魏窑行政村魏窑自然村為例，該自然村目前共有2200多人，上世紀90年初，魏窑自然村對土地進行了最後一次分配；當時有50、60名計劃外出生人口沒有依法繳納計劃外生育社會撫養費(即計生罰款)，沒有分到土地；1990年8月以後出生的人口，也不能分到土地。這些人現在已經成為勞動力外出務工。村幹部魏天和粗略估算，截止到2008年底，魏窑自然村無地農民累計人數在400人以上。
邊緣中的邊緣：“無地農民工”不等同於失地農民
“無地農民”和失地農民不同。失地農民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其喪失土地過程是顯性的，失地農民不僅有一大筆土地補償款，還會被政府納入城鎮職工保障體系，在就業、養老、醫療等方面得到行政力量的照顧。但“無地農民”一直處於隱性狀態，游離於政府的目光之外，還無法享受到政府的額外關照和重視。
農村耕地資源日漸緊張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回避、日益逼近的難題，“無地農民工”是由此產生的一個典型群體。汝天彬認為，由“無地農民工”群體的出現可以看出，農村中土地資源不均衡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在農村，有的家庭女兒多，女兒出嫁後，剩下兩個老人種著10多畝地；有的家庭兒子多，常常10多個人口，土地還不到5畝。對於一些人均耕地連0.2畝都達不到的家庭，土地已經逐漸喪失了基本社會保障的功能。務農收入不再是他們日常收入的主要來源。
“無地農民工”的出現凸顯出土地資源不均衡趨勢現象。魏春影說，在他們村，有的家庭孩子已經考上大學，在外地工作了5、6年，脫離了農村戶口，但這些人一邊領著工資，各種社會保障齊全，名下還有一份土地。這對魏雪俠這樣的無地農民工而言，顯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無地農民工”的未來走向值得關注和研究。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王開玉分析，“無地農民工”群體分化為三類：第一類能在城市定居並成為市民，有著醫療、養老等保險。在當前戶籍、社保、教育等現有制度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能在城市擁有穩定工作、收入和固定住所並定居城市的，只有極少數人能成為第一類；第二類人在城市工作多年，隨著青春消逝，其就業選擇範圍越來越窄，甚至面臨失業，但由於長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不願回農村，仍選擇留在城市，成為城市中的赤貧者；第三類將返回農村，耕種父母或親屬的土地，或者租種他人土地，以此為生。後兩類人將可能是“無地農民工”群體的主要去向。在社會經濟平穩的條件下，當他們喪失勞動力時，不管他們滯留城市還是返回農村，他們的未來生活保障和養老問題都會面臨難題；如果遭遇社會經濟環境突變，這些無地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同時他們在農村沒有土地等生產資料來保障基本生活，他們就有可能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消極因素。
談及未來的打算，魏雪俠說：“最近還沒有回家的打算，還要再打幾年工，但我終究還是要回到農村的。我現在在工廠上班，每月都能拿到工資，沒有想過以後回到農村沒有土地如何生活生存，等到時候再說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