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2日電／政論家南方朔今天在香港明報撰文說，今天全世界的自然變易日增，大範圍的有全球暖化和氣候異常，超小範圍的則有異常蛋白質造成的狂牛病；以及各種病毒變化而造成的諸如新型流感和其他病毒性的流行疫病。
對人類而言，這種變化已和我們以前認知的世界有了極大的不同。以前我們相信人類挾帶著科技力量，可以人定勝天；儘管人們也知道人類再怎麼有能力，世上還是有許多不確定的事，但人們還是相信這種不確定性可以在化約為或然率後得以理解。人類對世界的這種理解，我們可以稱之為“第一種現代性”。
狂牛病令人不再輕信技術官僚 科技必須提高透明度
文章認為，上述那種認知，現在卻全都改變了。就以地球暖化和氣候異變而言，這個問題人們至少談了30年以上，但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與人民，都根據舊的科學思維模式，認為將溫室氣體排放、地球暖化，以及氣候異變掛在一起，並沒有確實的因果證據。這種思考方式所造成的盲點及對風險的視而不見，終於使問題持續惡化，逐漸到了可怕的臨界點。近年來全球氣候變化使得水旱風災的發生頻率增多，造成的災害幅度擴大。溫室氣體排放、地球暖化和氣候異常，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早已不再只是一種風險了，而成了一種必然。人類已脫離了過去的“第一種現代性”，而必須對“第一種現代性”作新反應了，這叫做“反省性的現代性”。
因此，現在的世界，由於人類活動無限的增加，它對自然的擾動無以復加，這些擾動所造成的後果也更加難以預測。這意謂著不確定，難以預測，更加敏感而脆弱，而這些風險都不是“自然”所造成的，而是人本身的作為所致。這種現象，乃是1990年代後期，全球開始出現“風險理論”的原因，而“風險理論”裡，同一時間在英國爆發的狂牛病，則無疑的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文章指出，狂牛病（BSE）最早在英國被發現，1986年第一起病例被確認，儘管英國政府竭力要安撫人心，但毫無任何作用。1996年出現多起人類感染新型庫賈氏症（CJD）病例，庫賈氏症和狂牛病的相關性被提出。這個問題後來進入美國，美國有多名長期吃漢堡的兒童罹病，接著美國在2003年首度檢測出牛隻感染狂牛病，而後牛肉出口大國美國的牛肉問題遂成了重大的爭端問題之一。狂牛病在英國爆發時，正是風險理論形成的時刻，因而對狂牛病的政治、社會文化研究遂特別著重。簡單歸納，狂牛病所造成的制度、思想、人們的認知等方面的衝擊有如下數端﹕
（一）狂牛病出現後，當事國的技術官僚體系都努力的企圖“證明”它不嚴重，人們受害的或然率極低。但非常值得玩味的，幾乎所有國家的人民，都對技術官僚的說法不相信。原因即在於人們以前認為理所當然的那種科學說法，現在已被證明為可疑，並被認為是一種“被組織化了的不負責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這也就是說，由狂牛症已顯示出以前認為有效的技術官僚體制，已喪失了人民的信任。
（二）各國人民對狂牛病都出現相當強烈的反應，在英國甚至造成第一年整個牛畜牧業的全面崩潰，損失高達30億英鎊，包括牛隻的全面銷毁及賠償等。各國人民的強烈反應，並不能用集體的歇斯底里來解釋，而應當理解為，它乃是風險時代，來自社會底層的一種人類自保意識的興起，這種自保意識已瓦解了技術官僚體系過去的權威。英國狂牛病加速了英國保守黨政府的失去政權。韓國因為美國牛肉進口而出現大型示威，迫使李明博全面重組內閣，這都是狂牛症問題的社會效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