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我昨天晚上又看了您和胡總書記發表的會談公報，裡面第三點明確提出“推動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促進建立兩岸和平架構”。最近一段時間，按照台灣的說法，兩岸政治對話和協商是很夯（熱門之意）的話題。您認為，兩岸目前具備條件談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簽訂和平協議等議題嗎？
宋楚瑜：1991年，我在擔任國民黨秘書長時，國民黨就積極推動一個兩岸和平發展綱領性的文件——“國統綱領”，當時的行政機構也把它通過了。那個文件裡面所提到的基本原則，就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統一是所有中國人共同的責任。這個基本的政治理念，我從1991年開始就很衷心地在推動。
“國統綱領”提到兩岸關係發展有三個階段，先叫近程，再到中程，最後達到遠程，從經濟、文化和社會的交流，逐漸發展到最後的政治協商和政治對話。1991年之後，兩岸關係逐漸發展，從私底下的民間來往，到2005年之後的大規模、全面性的兩岸經濟交流，現在需要從中程往遠程的目標來解決兩岸的問題。
2005年，我和胡總書記所簽的會談公報裡提到——這也是中共和大陸在文書上首次公開表示：“只要台灣沒有朝向‘法理台獨’發展的任何可能性，才能有效避免台灣軍事衝突。”這句話就是為未來政治對話做一些準備的工作。當前，我們不能否認，如果沒有兩岸政治上的一些對話，很難解決其他方面許許多多的問題，也很難進一步化解兩岸一些不必要的紛爭。但是，兩岸政治對話，也需要相當的社會和政治條件。基本上，彼此之間跨出過去的互不信任、猜忌，拋開歷史的恩怨；重視對岸在這60年發展的政治建樹；同時，也必須了解國際社會的變化。在這三個條件具備之後，我相信兩岸在政治上去共同發展是有必要的。
2005年我從大陸回來之後，2006年親民黨就正式提出一個重要法案“兩岸和平法”，裡面很明確地說透過透明化、各個不同政黨的參與、民意機關的監督，兩岸進行政治對話去解決很多問題是有必要的。這個概念，親民黨在2006年就開始大力推動，很可惜當時沒有得到國民黨、民進黨的支持。事實上，在“和平法”裡，包括直航的問題、農業相互交流的問題、台灣參與非政治性的國際組織的問題，都有討論。如果當時按“和平法”去繼續推動的話，兩岸的政治對話是有相當的條件。
在“四不一沒有”的前提之下，在“國統綱領”的前提之下，也就是在“一中屋頂”、“兩岸同屬一中”的前提之下，來推動對話；在過程當中，特別強調透明化，不是一黨在壟斷，是由各個政黨在台灣地區選舉民意所反映出來的特別委員會中溝通；所達成的任何協議，必須由台灣的民意機關來做最後的監督。有這樣一個共同程序之後，再來進行兩岸政治協商，是可行的辦法。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是，大家要拋棄過去歷史恩怨，不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如果不去進行實質性的對話，還去拖延的話，其結果是台灣很多很好的機會會錯失掉。因此，我們這些從政的人覺得責無旁貸，有必要繼續去推動這樣一個非常重大的課題。
記者：2000年3月，您挾著極高的民望和聲勢成立了親民黨。9年過去了，現在大家感覺親民黨的聲勢不如以前。您認為，在促進兩岸政治對話、發展兩岸關係上，親民黨還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
宋楚瑜：2007年以後，我和親民黨許許多多的同志，覺得當年大家所期盼的就是泛藍要團結，而不要因為我們堅持某一個做法而造成一些副作用，因此，我們決定沉潛，扮演退居幕後的角色。雖然我們採取了這樣一個行動，但有兩件事情我們從來沒有放鬆。
一、我們全力支持國民黨重新取回它的執政權，來施展我們共同的理想，把兩岸形勢能夠好好地穩定下來。我們的努力和用心，是非常非常確定的。
二、對於兩岸問題，親民黨始終扮演三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是引導的作用。2000年就對那個時候國民黨提出的所謂“兩國論”，採取非常堅定的不認同態度。在兩岸和平發展、兩岸能夠回到兩岸一中的基本框架和兩岸同屬一中的基本理念的立場上，我們永遠抱持非常堅定不移的態度。
第二、第三就是監督、刹車的作用。在2008年“大選”中，當時民進黨和國民黨都提出所謂的“公投”，也就是“入聯公投”和“返聯公投”。親民黨在“中央選舉委員會”中，採取非常堅持和堅定的立場，不予同意，擱置改變了一些當時的決定。同時，在“大選”期間，透過親民黨和國民黨的高層溝通，最後國民黨吳伯雄主席接受親民黨的建議，呼籲選民不去領票，所以“返聯公投”最後沒有通過。
我認為，親民黨在兩岸關係上應該還會繼續像這樣發揮正面引導作用，對負面的事情發揮監督和刹車的作用。成功不必在我，立場堅定不移。
記者：國民黨在2008年度重新“執政”，一年多來，兩岸關係出現了新局面，包括實現兩岸直接全面“三通”、開放大陸居民到台灣旅遊等等。現在台灣社會有一些人擔心兩岸關係走得太快，但主流的聲音是希望兩岸關係有更大的發展，包括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也呼籲在兩岸關係上，“馬政府”要當斷則斷。您對他的這一呼籲有何看法？
宋楚瑜：我贊同連榮譽主席的看法。現在台灣這邊的兩岸政策是在用拖或“鴕鳥政策”的方法，不顧現實，在那裡回避問題。但我認為，問題還不僅如此，關鍵是在立場上搖擺不定，使得我們很多很多當時支持國民黨重新主政的民眾感到憂心。憂心什麼呢？那就是任何一個民主社會的選舉，基本上是選兩件：選政策和選人，就是你用什麼樣的人去執行什麼樣的政策。
既然民眾有這麼高的期待，唾棄民進黨當時在兩岸政策上的一些做法和貪腐，我們重新拿回執政權之後，就要展示出氣勢、決心，回應民眾的需求。兩岸問題要處理好，其中關鍵是要堅持目前台灣法理架構所指出的“兩岸同屬一中”的現實，不能在那裡回避、回蕩，搖擺不定。我們親民黨會持續履行責任，呼籲當局突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現實，同時把握目前兩岸必須要去掌控的商機。
改革開放30年來，大陸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重要的經濟體，擁有三個杠杆：第一，大陸的外匯存底全世界第一；第二，大陸的市場為全世界所不能漠視；第三，大陸的商機是全世界企業都不能夠忽視的機會。台灣要思考如何利用這三個杠杆，怎麼去“一加一”，分享和共同創造我們中華民族共同的繁榮。
大陸現在還有三個優勢：第一，獨領全世界風騷的經濟正面發展的優勢；第二，真正掌握到目前全世界少有的後發優勢；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大陸的政治體制所展現出來的決斷和主導能力這個優勢。台灣如果能夠通過政治上的對話，跟大陸結合起來，可以實現經濟復甦和持續發展。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台灣錯過了，未來發展讓人很憂慮，真是非常的可惜。
大陸應把台灣的人民比土地更放在心上
記者：最近你一個時期，達賴訪台、高雄放映美化熱比婭紀錄片，都對兩岸關係造成了一定的衝擊。您認為在兩岸關係上，應該怎麼避免出現類似的逆流，如何才能保持良性互動？
宋楚瑜：我剛剛也提到了，親民黨所擔當的角色有三個：一是引導，二是監督，三是刹車。對於您剛剛提到的這些問題，包括達賴來訪、熱比婭的影片放映，親民黨就發揮了相當的刹車和監督的作用，通過黨與黨的協調，把我們的想法跟國民黨進行了相當密集的溝通。事後發展證明，這些是對台灣有負面作用的事情。我們對於這些事情，應該堅定地表達看法和立場。
但是，作為和平兩岸發展的志願者，我也希望大陸的鄉親能了解到，台灣和大陸畢竟有一些政治文化上的差距。台灣是一個我們自己稱之為開放、自由的社會，其實熱比婭這件事情，絕大部分人連知道都不知道。所以，很多人認為，淡化處理，更能讓它平順地渡過這個難關。何必讓這個事情變成兩岸又在對撞，而造成大家心情上的衝擊。
親民黨在當中堅持兩個基本的態度。第一，我們認為不應該讓這個負面的東西，造成兩岸正面的和平發展受到影響。第二，我們也希望大陸方面了解，有些時候對台灣民眾用“軟著陸”的方式去表達態度，更能達到正面的效果。
我必須要很強調的是，從台灣現行法理來講，台灣絕不可以允許包括“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和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的立場是不會動搖。但是，我們也期待，不要因單一的事件影響兩岸關係整體上、更高層次上的發展。
記者：台灣媒體曾傳言，李登輝有仿效孔子周游大陸的夙願。據說，您願意為此牽線搭橋。此事是否屬實？在當前兩岸形勢下，您如何看待李登輝、呂秀蓮等“台獨”色彩濃厚的政治人物計劃“登陸”？
宋楚瑜：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在擔任國民黨秘書長的時候，李登輝先生在有一次談話中，確實提到過關於孔子周游列國的事。20年來，我沒有再跟李登輝先生談到他要去大陸的情況。所以這個報道和事實是有相當的距離，有很大差異的。
大陸領導人表示，對於台灣同胞，不分黨派，不分族群，只要不去搞分裂，都歡迎他們到大陸去訪問，去進一步了解大陸。對於這個立場，我給予高度的肯定。只要不去搞分裂，讓他們多認識大陸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許多正面的情況，親眼目睹大陸目前蓬勃發展的情況，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容忍這些人去做一些負面的事情，被少數人利用，來製造兩岸之間不必要的誤解。在處理這些事情上，我們立場非常鮮明，那就是要維護兩岸和平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