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不斷損害中國形象
礦難事故在中國發生率很高，雖然自2002年以後有逐年下降的趨勢，但依然保持在全球較高水平，這令中國陷入一種尷尬的處境。
在眾多外媒看來，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忽視安全生產，是導致事故頻發的重要原因，“無論是國有煤礦還是私營礦井，老板都把煤炭產量提高到超出生產條件允許水平的程度而忽視安全措施。”尤其是私營煤礦，更是聲名狼藉，“不少礦主生活窮奢極欲，卻吝嗇於投資煤礦的安全設備，只求最快最多地榨取利潤。”以至於“中國工人死傷人數之多已經使中國在國際上出了名，蒙了羞”。
中國的煤礦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危險的煤礦之一”，而在中國當礦工則是“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職業之一。”“這是中國經濟
全速增長景象的另一面。”法國《解放報》評論道，“礦工在為中國經濟機器的全速運轉付出沉重代價。”香港《東方日報》則將其稱之為“帶血的GDP”，因為“內地每億元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就有一個人死亡。”
在吉米看來，外國媒體之所以關注中國礦難，是因為這暴露中國現在迅速崛起中的社會問題：中國雖然成為了超級生產大國，但是現在很多企業只注重片面地追求最大的經濟利益，而不關注勞動者的生存安全保障和基本權益保障。
中國中央政府對減少事故所做的種種努力被高度肯定，但在頻發的事故面前，這些措施的效果卻受到質疑。“中央政府雖然三令五申，但是地方政府落實起來還是存在諸多漏洞。”吉米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我們關注這背後是否有地方政府和生產企業的權錢交易。”事實上，地方執法者常常與生產企業達成某種默契，為私人煤礦充當保護傘甚至直接參與開采煤礦的生意，“一些官員就是煤礦的大股東”已成為眾人皆知的秘密，而“為了避免自己與非法企業的關係曝光，地方官員總是習慣性地瞞報”。這些行為常為外媒詬病，使中國地方官員形象不佳。
為此，中央政府頒布問責制政策，要求“地方政府最高官員需對轄區內重大事故負責”。但在香港《南華早報》看來，“我們可以輕易讓縣長、市長甚至市委書記停職或免職，可我們卻不能開除所有與富人有關係的各部門負責人，富人會向與他們直接聯繫的官員行賄”。德國《世界報》也表示，“中國曾自豪地宣稱已開除了4500名與煤礦私下勾結的地方幹部，卻無法解決隸屬利益集團的官員和監管機構腐敗墮落問題。”香港《新報》同樣認為，“僅靠摘除行政官員的烏紗對防治礦難成效不彰，不對有關責任人施以嚴厲的刑罰處治，不對礦主判以重罰，禁止其再涉足煤礦業，恐怕不足引起煤礦經營者對安全生產的重視，避免礦難一再發生。”本來有助改善中國形象的問責制反而成了詬病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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