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經唐太宗將“按舉不法，震肅權豪”定為唐朝的一項國策，但是認真實行這一國策的，也誠如魏徵所言，惟唐太宗一人而已。通觀唐代歷史，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比比皆是。雖有一些廉能之吏冒死嚴格執法，亦未能扭轉權豪逐漸坐大的趨勢。最終，唐朝因對權豪擾法擅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對藩鎮割據，控馭不得其法，“至於唐亡，其患以此”。
自唐朝滅亡以後，在五代五十餘年間，其餘毒愈演愈烈，方鎮、權豪上下肆虐，致于天下分裂，世道大壞，社會動蕩。宋代歐陽修考究唐朝敗亡之由說：“其禍亂之來有漸積，其漸積豈一朝一夕哉！”及其大患已成，“大勢已去，雖有智勇，有不能為者矣，可謂真不幸也”。其更不幸者，則是黎民百姓。五代之時，藩帥劫財成風，甚于盜賊，強奪枉殺，無復人理。藩鎮視人命如草芥，動輒以族誅為事，濫刑之害，荼毒四海，殃及萬方。清朝雍正時期的史學家趙翼讀《五代史》一書時，曾經哀嘆：“民之生於是時，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乘五代亂極，宋太祖起于介胄之中，擁兵政變而踐九五之尊。其開國以後，南征、西討，使中原重歸一統。其所採取的削藩鎮、收財權，以文臣知州、縣事，並以嚴刑峻法懲治貪贓之吏，諸如此類的治國措施，歷來為後人所稱道。但是，宋太祖並沒能像唐太宗那樣，在“按舉不法，震肅權豪”上帶個好頭，反而以姑息縱容權豪，作為釋除將帥兵權的籌碼、作為駕馭寵臣愛將的手段。例如，在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趙匡胤對握有重兵的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人搞“杯酒釋兵權”時，對這些人說：“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趙匡胤正是以這杯許以“多積金錢”、“擇便好田宅市之”、“多置歌兒舞女”、“且與約為婚姻”的，代價十分昂貴的“酒”，才誘迫得石守信等人“乞罷典兵”而交出兵權的。
又如，對幫助他奪取帝位的趙普“聚斂財賄，強市人第宅”，趙匡胤也是百般包容、竭力庇護。宋代史書記載，宋太祖在趙普任宰相時，因車駕出宮，忽然臨幸趙普之第。恰遇割據兩浙的錢俶遣使致書于趙普，並呈送“海物十瓶”。因宋太祖來的突然，那十瓶海物置於廊下，沒有來得及收藏，被宋太祖看見，他問趙普瓶中為何物，趙普回答是海物。宋太祖說：“此海物必佳。”即刻命人開啟，結果發現，十個瓶子裡“皆滿貯瓜子金”。趙普惶恐地對宋太祖說：“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卻之。”宋太祖卻笑著說：“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他命令趙普，對錢俶所送重賄，要“謝而受之”。後來，趙普在京城開封所建豪宅，“皆用此金所修”。當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時，宋太祖竟然斥責雷德驤說：“汝不聞趙普乃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將雷德驤拖下殿，在殿庭中狂拖數圈後，又召之上殿，訓誡雷德驤“今後不宜”管這類事，這次“且赦汝”，此事“勿令外人知也”。宋太祖這種駕馭權臣的政治手腕，對權倖但行姑息縱容的策略，在整個宋代竟然被傳頌為“君臣知遇”的美談。
再如，對鎮守關南的大將李漢超強娶民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宋太祖也是巧言相辯。當苦主訴至京城時，宋太祖召之相問：“汝女可嫁何人？”訟者答：“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答說：“歲苦侵暴。”再問：“今還有否？”答說:“無也。”最後，宋太祖對這個告狀的農民說：“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難道不比為農婦強？假使沒有漢超在關南，汝家尚能保住所有貨財嗎？”在進行了這番斥責之後，他命人將訟者遣送回鄉。
前有車，後有轍。宋初，宋太祖首開姑息權倖之門，但當時尚能嚴懲下層的貪官污吏。到宋神宗時，蘇頌援引“刑不上大夫”之說，建議對贓官免“黥”刑，為朝廷採納。自此，宋代官員犯贓罪當以死相抵者，例不加刑，永為定制。當時議論以為，蘇頌一言而除“黥刺”，是仁人之言。由此可見，姑息之風已經澤及所有官吏，庇姦養貪被視為善政。對於不法官吏的非法誅求，自然也就不再深究。
在貪官污吏充斥官場的同時，隨著以往世族的衰落，土地私有化的發展，土地交換的頻繁（當時諺語稱“千年土地易八百主”），宋代產生出大批的庶族地主。這批新生的地主階級，或勾結貪官污吏欺壓百姓，或以財大氣粗橫行鄉里，或納粟買官以為政治保護，形成了新的土豪劣紳階層。土豪劣紳與貪官污吏，同惡相濟，使得平民百姓的境遇更是雪上加霜。由於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人數眾多，所以其對民眾施加的傷害與殘虐，比起那些為數不多的權倖豪族還要嚴重許多。因為對貪官污吏已不適用死刑，對土豪劣紳至多只是略加薄懲，而且還需要遇上一個千載難逢的清官才能施以薄懲。所以在宋代，能將因殘虐百姓而犯死罪的土豪劣紳，判處杖二十、發配、編管的地方官，就已經是很了不起的清官了。
在權倖豪族、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三位一體的壓迫之下，使得宋代的黎民百姓，“罹昔所未有之害，有不可勝窮之憂”。由於北宋朝廷一味地姑息養姦，最後終於將百姓“逼上梁山”。北宋末年，宋江等人起義于河朔，要“替天行道”，自己動手剷除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方臘起義于南方，凡捉到官吏，必定全部殺掉，唯恐有一個貪官污吏漏網。當時有人剖析其原因時說：“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紀極，怨痛結於民心，故至此也。”
北宋滅亡以後，至於南宋以及元、明、清三代，凡八百餘年間，權倖豪強、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作為封建統治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是壓在百姓頭上的“三座大山”。其間，雖然出了一個嚴懲贓吏的農民皇帝朱元璋，但他也沒能想出抑制豪強的好招。只有到了現代，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才將這些荼毒中國古代社會兩千餘年的惡瘤徹底割除，完成了孫中山先生想做而沒能做到的事情。
現在，古代社會雖然已進了歷史博物館，但是封建社會的餘毒並沒有完全肅清，歷史的沉渣有時可能還會重新泛起。現今，我們從不得不面對的“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的身上，就又一次看到了古代豪強、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的陰影。所以，在堅決“打黑除惡”的同時，探究一下這種沉渣的歷史淵源，剖析一下這類沉渣的歷史教訓，還是很有必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