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13日電／13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全文刊發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懷念原地質礦產部黨組書記、部長孫大光的文章。文章內容如下：
深切懷念孫大光同志
溫家寶
孫大光同志於五年前的今天走完了88年的人生歷程。他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革命家、政治家，為新中國的誕生和共和國建設做出的卓著功績，值得我們永遠銘記。他留在我們心中的音容笑貌至今不能磨滅。
一
孫大光同志從16歲開始投身黨的秘密工作，解放後即加入到新中國交通事業的領導行列，“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誤關押。1975年5月末，大光同志在“文革”中歷經磨難後複出，任國家計委地質局局長。時值“文革”後期，地質部門屬於“文革”重災區，可謂“受任於動亂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他只身履新，義無反顧。
上任之初，“文革”尚未結束。他迅即進入角色，在向“四人幫”奪回失去時間的激憤心情中，以飽受摧殘之軀和革命家的硬骨頭，不屈從極左路線的統治，大力整頓、恢復工作秩序，實際上是與“文革”唱反調。同時，不放鬆當時建設急需的幾項勘查任務部署。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光同志精神倍增，堅決貫徹鄧小平的路線方針，肅清極左的流毒和影響；平反“文革”期間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解放大批幹部；調整和整頓各級領導班子；開展“工業學大慶”，只用幾年時間就收拾起爛攤子，把大局穩定下來。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地質部門是一個專業化的技術部門，帶有封閉或半封閉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光同志強調地質工作為國民經濟服務，這是一個調整的任務，也是一場深刻的改革。全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到城市以後，大光同志不失時機地提出了要建立適應新經濟體制的地質工作管理體制，包括行業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1979年他率團赴美考察後提出了“探采結合”體制。可以說，大光同志既是思想解放、積極改革的，又是堅持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尊重地質工作規律的。原地礦部《關於簡政放權、搞活地質隊的暫行規定》、《地質工作體制改革總體構想綱要（討論稿）》都是他離任前出台或啟動的。
1979年實行“以地質—找礦為中心”，不僅體現了工作著重點轉移，而且從根本上擺脫了“一五”以來地質工作目的與手段爭論不休的困局；制定《地質工作三年調整綱要》，解決控制勘探、加強區域調查和普查，突出能源地質工作，擴大地質工作服務領域等問題；先後部署新一輪油氣勘查工作和新一輪固體礦產普查工作。啟動《礦產資源法》的調研和起草，把地礦工作引向法制的軌道。他對看准了的事，說幹就幹，一抓到底。對有分歧的意見，容許爭論，但從不議而不決。他主持會議、處理問題，總是棱角分明、幹脆利落，不拘泥小節或拖泥帶水。這都表現了他的決斷力。
大光同志經常深入基層，關心野外職工疾苦。1976年唐山地震後，火速趕往豐潤、唐山一帶看望冀東鐵礦會戰指揮部、實驗室和地質分隊的職工，在餘震威脅、大雨傾盆和異味撲鼻中顛簸了三天。後來在全國跑過近百個地質隊，親身體察到野外工作、生活的艱辛。重視地質隊基地建設是他時刻把職工冷暖放在心上的集中表現。在他強調和推動下，這項工作被提到地質部門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確了依托大中城市的方針，逐步建成工作、學習、生活三結合的後方基地。1983年末他主持召開地質隊基地建設會議，制定總體規劃，保障這項工作持續下去，使大部分地質隊的後顧之憂逐步得以緩解。歷來流動、分散、以野外作業為基礎的地質工作，從此有了相對穩定的“前進陣地”和栖身之所，這一轉折與大光同志統籌全局的氣度和深入一線的作風是分不開的。基地建設不僅有利於地質工作發展和轉型，而且惠及地質部門的大多數人，被交口贊譽為“功德無量”的“人心工程”。“李四光抓科技，何長工抓教育，孫大光抓基地”的說法在地質部門職工中廣為傳頌。
1975—1985年正值我黨、我國歷史的偉大轉折關頭。這10年在大光同志畢生的職業生涯中，與從事地下工作的15年和交通行業的18年相比，要短一些，但他為我國地質工作“篳路藍縷”所做的貢獻更見輝煌。總括大光同志主持地質（礦）部門工作的10年，可以說是新中國地質工作從亂到治、實現歷史性轉折的10年，在逆境中恢復和中興的10年，地質工作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醞釀和探索的10年，無論地質—找礦效果或鑽探工作量都是新中國地質工作最好的歷史時期之一。
大光同志光明磊落，知錯必改。他主持地質（礦）部門工作10年也曾有過失誤，如在1976—1979年富鐵礦會戰期間地質隊伍快速膨脹，造成了不良後果。大光同志發現後，從1979年開始嚴格控制隊伍規模，1980年停止內部招工，力圖“消腫”。對此，他既不諱疾忌醫，也不文過飾非，而坦稱“後悔莫及”。
大光同志退下來後，從不干預新班子的工作，不到部機關去“指手畫腳”，但仍然關心地礦工作。他以69歲高齡遠馳西藏，走訪三個地質隊，了解野外工作、生活情況，鑒於當地找煤的希望不大，提出“一靠天（太陽能）、二靠地（地熱能）”的工作建議。1989年在中共第十三屆五中全會中顧委第二組會上作“礦產資源形勢危機四伏”的發言，這番慷慨陳詞促成了翌年2月原地礦部向黨中央、國務院的工作匯報。特別是1999年以耄耋之年就中國新星石油公司在改革、重組中的去向問題“鬥膽披瀝”，上書黨政最高領導，在理清思路中起了不可替代的關鍵性作用。他對地礦工作的深厚情結，久而彌堅，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