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3日電／大學副教授，博士吳非 胡逢瑛今天在大公報發表文章說，對台軍售、奧巴馬會見達賴以及貿易爭端，這三大危機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時爆發的可能性極大。這三項危機基本上是由眾多複雜因素組成，如果中國希望化解危機，那麼需要全方位出擊。如果不著手解決的話，中美之間最大的問題在於，小危機長期積累，最後形成火山爆發的態勢。
美國智庫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5日發布報告稱，由於貿易摩擦加劇，中美關係2010年有可能惡化，這是今年最大的地緣政治風險。當天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管戴維?戈登接受彭博電視台採訪時認為：儘管中美領導人都希望兩國保持良好關係，但潛在的風險仍可能導致雙邊關係進入更危險的“水域”。
今年中美關係將會出現大量摩擦的這種假設是否真正存在呢？中方學者認為，對台軍售、奧巴馬會見達賴以及貿易爭端，這三大危機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時爆發的可能性極大。這三項危機基本上是由眾多複雜因素組成，不是單一由美國行政部門一家造成。對台軍售是政府、立法、軍方三方面利益的集合，會見達賴是立法、司法、非政府組織系統的需求，貿易爭端是美國實體經濟和行政系統希望中國配合解決問題未果的爭執。如果中國希望化解危機，那麼需要全方位出擊。如果不著手解決的話，中美之間最大的問題在於，小危機長期積累，最後形成火山爆發的態勢。
擴大中美接觸領域
美國智庫人員提出，中美摩擦基本上都不是美國行政部門主觀意願上希望如此，主要問題在於行政部門必需或多或少滿足來自立法、司法、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的要求。美國立國後不僅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個方面各自獨立運作，而且現在軍事、媒體、非政府組織也是獨立於政府運作的龐大利益群體。美國立法系統主要是宣傳美國的民主精神，在美國對外關係中民主精神的拓展成為立法系統的主要責任，這裡主要是美國未來可能邀請達賴喇嘛到美國的問題。對台灣出售武器，也是美國立法、司法系統希望達至目標的手段。
當世界經濟進入低碳時代的時候，中美關係是否再緊張，成為中國媒體關注的焦點。中國需要穩定的環境進行經濟的轉型並逐漸擴大內部消費需求。中國內部的消費需求增長在某種程度上講並不十分穩定，比如對於醫療、房屋和轎車的需求應該講是政府投入大量的金錢，刺激了國內消費熱情。當政府的資金逐漸撤出時，消費額是否保持穩定將會成為重要的觀察點。
中美關係中的重大隱患在於，中國方面始終重視和美國行政部門的接觸和游說，對於美國的立法系統、司法系統、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的游說則是嚴重不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官員與智庫基本上都屬於行政人員的性質，與美國多元化、民主化社會裡的議員、大法官、媒體人和非政府工作人員的對話基礎基本不存在，這才是未來十年中美關係最大的危機。
外交範圍需要拓寬
目前擔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員的蘭普頓認為，中美關係將會在強權、金錢和思想三個方面全面交鋒，但前提是美國和中國相互需要，互需的基礎大約只是行政部門和實體經濟。蘭普頓曾經向筆者表示，中國始終重視與行政部門的交往，但美國行政部門主要是各方面利益團體的最終協調者，這樣中美關係處於不穩定和令人擔憂中將會是常態。另外中國是否善於和美國其他利益團體打交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中國是依靠行政力量解決一切問題，中國基本上只善於向國人解釋自身發生的事件，這樣請外國人走進來，聽中國的解釋，成為2010年前的常態，而走出去解釋和調解成為難點。
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本羅茲就表示，中美將有分歧，但雙方將共同努力，就重大全球和地區問題，如經濟復甦、核擴散和氣候變化等進行協調，因為這樣做符合中美的共同利益。美國在三個緊迫國際問題上仍然需要中國的幫助：伊朗、朝鮮和調整美國經濟。中國最近支持國際原子能機構對伊朗的措辭強硬的聲明，但仍然反對加強制裁，而奧巴馬政府則暗示，美國將繼續在2010年協助中國執行對朝鮮的制裁，並推動朝鮮重返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美國官員預計，胡錦濤主席將不參加4月的核安全首腦會議。中國可能也停止與美國的軍事對話。
美國在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中，基本完全沒有遵守孫子兵法開篇所講：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顯示出美國軍事力量的獨立性和破壞性。中國如果因為行政部門的作為而減少和美國軍事部門的交流，則會得不償失，因為中美兩國軍事部門的不信任狀態，使美國向台灣售武更加肆無忌憚，因為美國軍事部門常認為其造成的任何破壞，最後行政部門都會善了。
對外宣傳效果有限
中國在2009年開始加強媒體對外宣傳的強度，但問題在於西方媒體是否能夠接受來自中國媒體的新聞報道。如果在2010年，西方媒體開始接受來自中國的媒體報道，那麼西方國家的受眾是否會喜歡這樣的新聞報道模式呢？顯然中國方面加強對外宣傳的方式基本上具有針對性並希望快速解決問題，但以西方國家民眾長期接受新聞的方式，中國的對外報道還存在改進的空間。另外中國對外新聞報道中，中國對於世界性的焦點和衝突問題的解決態度將會成為焦點。問題在於中國的官員和智庫很少到衝突地區進行研究和考察，而美國的智庫、學者、媒體人則常常出現在衝突地區，其對於世界問題的解決的看法不斷受到挑戰。
在中國對於世界需求甚少的前提下，中國能夠建立全方位接觸的部門和機動人員，則會對中國和平崛起、負起大國責任有積極作用。2010年後中國在全面崛起後的大國責任可能是無法逃避的，中國需要各種各樣人員對外解釋中國的對外政策，單一的外交官和智庫的職責完全無法擔負這樣的重大責任。那麼，如何將中國崛起的紅利公平的分配到每一個部門和角落，成為2010年最大的挑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