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變量挑戰敏感問題
如果細加分類，中美之間的主要問題主要因三個變量而催生。
一是在2009年被刻意壓制或掩蓋的問題開始發酵，如對台軍售問題。2009年，應對金融危機與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的責任使得中美兩國“抓大放小”，強化國際合作淡化雙邊矛盾，因而在涉及雙邊關係的諸多敏感問題如涉台、涉藏、宗教、人權問題上，奧巴馬政府多能“克制”，或者有意淡化，或者盡量推遲。而到2010年，基於國際與國內政治的考慮，它們被抬了出來。對熟悉中美關係發展歷程的人來說，這些問題本不新鮮，但與2009年中美關係高潮迭起相比，極易產生某種心理落差與認知的不適應。如何認清這些基本事實進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內去認識，正考驗我們的膽識與智慧。
二是因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發酵而強化的問題，如貿易保護主義、谷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國中期選舉年，一切為選舉服務、為國內政治服務是美國政治的基本規律，面對守住民主黨在參眾兩院多數黨席位壓力的奧巴馬政府，屆時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犧牲國際利益換取國內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時期，一度“克制”的克林頓國務卿頻頻在人權、網絡安全等議題上對中國發難，撇開對華大戰略考慮，顯然有國內政治的重要考量。
三是美國發展轉型衍生的問題。比如，奧巴馬“新政”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鼓吹美國經濟結構、消費方式的重大調整，尤其強調美國要加強出口導向，以此刺激經濟、增加就業、調整結構。在這一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問題開始由少數國會議員與部分利益集團的炒作上升到戰略高度，進而容易演變成集體對華施壓的戰略性舉措。一旦處理不慎，容易與已然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糾結在一起，共同衝擊中美經貿關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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