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杜平透露，西部地區開放的重點，是推動西部地區與西部周邊國家的全面合作。
“但是，西部的開放與此前的東部開放有很大不同，要避免走東部沿海地區開放的老路。”根據杜平的介紹，西部開放的規劃將不是簡單的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而是通過勞動力、土地資源等多方面的開放合作，改變傳統開放模式。
隨著世界貿易組織國際經濟一體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中國-東盟博覽會永久落戶南寧、中越建設“兩廊一圈”、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全面啟動，與東部沿海的開放不同，西部開放將進一步借力這些區域合作，發展次區域合作中心。
在對西部周邊國家開放的同時，西部還將進一步對中東部開放，通過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交通、能源、節能、環保、旅遊、金融等方面的合作，進一步促進西部地區、東中部地區與周邊各國共同發展。
而在國家信息中心“西部大開發中的城市化道路”課題組負責人，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看來，下一個十年，西部開發“必須要讓西部做東部做不了的事情”。對此，他建議在民營經濟政策、鼓勵人才流動、土地承包權等多個方面放寬界限。
成都樣本
在西部大開發的下一個十年中，如何破解城鄉二元化的難題將繼續成為探索的重點。基於此，前述負責人介紹，先行進行城鄉統籌改革的成都、重慶三年以來的改革經驗，將被更多的借鑒。“很多已經證實可行的具體做法，將出現在下一個十年的規劃當中。”
2007年6月，成渝兩市被國務院確定為城鄉統籌綜改試驗區，一系列的試點改革，在兩地陸續開展。這場開展於西部的大規模探索，因兩市自然條件、發展水平和行政體制的差異，路徑有所區別，但其實殊途同歸。
以成都為例，該市不具備豐富的礦產資源，且地理位置無法發展港口經濟，但是作為區域性城市中心，匯集了區域內多種生產要素。為此，成都的城鄉統籌改革以要素市場化為導向啟動。
其中，土地要素的市場化，並以之帶動農村勞動力要素的自由流動被認為是破解城鄉二元體制的關鍵。
2008年1月，成都啟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推動建立“歸屬清晰，責權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農村產權制度。
根據課題組的調研，當年，成都共有222個鄉鎮，1700個村開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工作，涉及農戶122萬餘戶。到2009年，成都確權頒證基本完成，農村產權交易實現流轉5.5萬宗，金額25.4億元。
對此，杜平認為，城市發展和鄉村發展的互補在重慶的綜改試驗中非常明顯，它可以將農村的優勢“潛在變現在”。“尤其是在盤活農村集體用地制度上有很多值得總結借鑒之處。”
按照杜平的說法，其“優勢變現”的邏輯在於：通過優化整合為工業化提供了更多的空間，把低投入產出率的土地變為高投入產出率的土地。同時，通過土地的盤活和整理，政府獲得收入，反哺農民。
“成都作為綜改試驗區，採取了很多靈活的方法，至於哪一種方式更好，現在還沒有定論，但是出現的問題不足以推翻否定程度的改革進程。在下一個十年中，西部改革，允許試錯。”杜平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