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也是國圖公司成立後的兩年，加爾各答的國家圖書發行局（NBA）和孟買的人民出版社通過發行國圖公司的出版物擔負起在印度社會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責任。1962年以後的那些日子，沒有人能從中國進口圖書，我們一些獻身於印度人民事業的老同志遭受很大打擊。1967年，在納薩巴裡農民運動期間，國圖公司的書刊從歷史和現實中闡明群眾路線觀點幫助了我們。……那時，中國書刊在印度的發行不是由任何書商，而是由我們的一些同志從尼泊爾轉送進來的……1976年，印度新書中心作為國圖公司的代理商，在印發行除《北京周報》以外的所有圖書和期刊。現在，新德里圖書中心、新世紀書店（馬德拉斯）正與印度新書中心等一些書店一起在全印發行國圖公司的出版物並發揮著作用。”（參見何明星的《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60年》，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中印之間的國際關係到1976年後開始恢復，互派大使，並逐步開展文化交流。根據國圖公司的大事記，恢復文化交流的第一項是1980年3月，國際書店參加印度新德里舉辦的第四屆國際書展，這是1962年兩國中斷外交關係之後，中國圖書、期刊第一次在新德里展出，得到印度政府的高度重視。國際書店的新德里書展，既是一次文化行為，同時又帶有一定的政治意義。時任印度總理的甘地夫人親自來到中國展台參觀，並接受了中國國際書店的贈書。通過這次書展，在1950——1961年第一個十年建立的書刊貿易渠道又開始恢復聯繫，比如阿萊德公司、柯莫斯書店、星出版社，新建立聯繫的有全印度圖書供應公司等等。
在中國全面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的新時期，中國與印度的書刊交流呈現了與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情形。主要表現在圖書期刊藝術品的展覽、展銷活動大幅增加，並成為拓展印度中國書刊發行傳播網的主要手段。比如繼1980年第一次書展之後，1982年國際書店又派員參加第5屆新德里國際書展，這次展出的圖書、期刊更多、更全，獲得了印度主辦方頒發的外國展台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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