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由於中國崛起對亞洲所形成的政治、經濟效應的不斷顯現，對美國而言，無異也起到了警示的作用。比如日本鳩山首相的“東亞共同體”以及在外交上“回歸亞洲”的戰略性調整，東盟國家與中國形成自由貿易區，在經貿上聯繫更為緊密等。
但顯然，這與美國保持其在亞洲的存在與影響力，甚至主導性的戰略目標而言，明顯是存在衝突的。因而，在美國經濟開始復甦的情況之下，奧巴馬總統自然而然地希望對中國的崛起進行某種遏制，以保證美國在亞洲的利益。
所以，基於中美兩國關係當前的特點，以及中美兩國實力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中國在中美關係上所面臨的這些戰略困境，必然將繼續存在，而且具備長期性。因此，如何避免這些問題成為美國制約中國崛起的手段，避免成為中國主權外交的“軟肋”，顯然，根本途徑是如何通過增強自身的綜合國力，縮小與美國之間的差距，以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在這其中，增加自身的綜合國力，既包括從經濟、軍事上的“顯提升”，亦需要從政治改革到社會建設等“隱形力量”的“潛提升”。這對於當前的中國而言，其挑戰度不言而喻。這也必將是中國在現代化的進行程中，所必然需要不斷思考與努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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