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落實到積極參與軍售的公司，要讓他們損失的不僅僅是靜態的當期利益，更要讓他們損失在增長最快的大市場上的前途，從而損害他們在業內的地位。任何一個行業的企業要取得和保持領先地位，都必須進入規模足夠大、且增長最快的市場，率先進入者可能贏得重新洗牌躍居行業領先的機會，進入步伐緩慢和退出者將承受巨大的落伍風險。“康師傅”本來在台灣食品行業屬於無名小廠，就是因為率先進入大陸市場而躍居台灣食品行業數一數二的巨頭。在技術和資本密集行業（軍火無疑名列其中），這種寡頭競爭效應更為突出。
其次，我們不能把對台軍售有關的國家和公司看成鐵板一塊的整體，我們要看到這些國家中有極力主張助長中國分裂主義勢力的政客，也有主張與中國和諧相處者。為了自己個人的私利，那些積極推動對台軍售者有著強烈的道德風險要犧牲自己公司和國家對華關係的公利，僅僅打擊相關國家和公司整體往往不足以遏制其道德風險。因此，我們需要盡可能將代價落實到相關公司積極主張參與軍售的高管、積極推動軍售的政客本人身上，要讓此事不是成為他們在公司、在選民、在政府中的“業績”，而是成為他們在公司、在選民、在政府中的敗筆，並因此而影響他們在公司、選舉和政府中的地位。這一點是制裁“打准打狠”的關鍵。
從長期來看，我們更需要全力以赴發展自主先進製造業，汲取“運十”悲劇的教訓，只有這樣才能釜底抽薪，徹底打消某些公司有恃無恐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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