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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著於大政治的台灣，顯然無力解決小政治的經濟、社會問題。 |
中評社台北3月10日電／日本民主黨政權發足以來，雖然已歷半載，不過政治過程的混亂依舊。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陳永峰在台灣蘋果日報撰文指出，日本政治學界，把“意識形態政治過程”稱作“大政治”，例如外交、國防、憲法問題；而把“政策政治過程”稱為“小政治”，例如社會保障、社會安全等有關“富”的再分配的社會基礎建設。在台灣，我們一向習慣用大政治解決小政治；不過，戰後日本卻一貫地擱置大政治，只用小政治。大政治通常必須藉由政治人物透過政治理念來驅動；小政治則必須藉由常任文官透過專業學能方能實現。
戰後的日本因為敗戰，一時之間，被排山倒海而來的虛脫感所淹沒。但是，被稱為戰後日本最頂級頭腦的高坂正堯對於從虛脫即刻轉向全面復興的日本社會，在他的代表作之一《一億的日本人》中，寫下了這樣的開頭：“日本人，以令人震驚的速度，開始思考著未來……”。
日未構築戰略目標
如此樂觀的氣氛，令人驚訝。當時的日本存在著“追歐趕美”的共同目標，而追求此一國民目標，無疑成為樂觀氣氛的來源以及自民黨政權存在的最主要理由。在這一點上，自民黨沒留下任何遺憾，完美達成。但是，歷史永遠充滿反諷，單點突破式的國家主導型開發策略的成功本身，後來卻成了問題。問題的表面化出現在80年代後半，長期對於政治與社會議題的放置，經濟發展以外的國家戰略目標從未認真構築，使得日本社會再度陷入空虛。目標達成後的喪失感瀰漫，卻又找不到新的願景。
另一個支撐自民黨政權基礎的要素為菁英型官僚制度的存在。明治以來，即已定型化的好學、勤勉、誠實、有能的官僚印象，使得日本官僚體系在國民間長期保有高度的信賴與聲望。自民黨長期政權與官僚體系的合作共生關係的文化因素，也可以說即是根基於此。一方面，自民黨信賴官僚的行政能力，在政策制定與執行等政治運營的過程中委予諸多法外權力。
而共生關係的另一面則為官僚透過公預算的規劃與執行，為自民黨議員優先進行對特定選區或特定團體的“利益誘導”。但是，此一要素因為90年代一連串的官僚醜聞及政策失敗而嚴重動搖。由於日本官僚體系長期以來在社會、國民間保有的正面印象過於強烈，因此醜聞腐敗等事件一經揭發，總會激起國民強烈的不滿。而自民黨為了選票，竟也忘記了彼此的共生關係，無思想地加入了官僚批判的陣營，藉以轉移本身的政治失敗。
台難解決社會問題
總括而言，冷戰結束後的日本，自民黨長期政權與官僚體系的合作共生關係出現鬆動，連帶使得日本政治陷入空前的混亂。22年來消耗了14名首相，只是此一事態的象徵。而2009年秋天的選舉結果，正是代表著這一段長期政╱官漂流的終結。但，並不是出口。
長期擱置大政治的後果，歷史正在連本帶利的要回去。眼前，無力解決沖繩美軍基地的移轉問題，只不過是其中一例。而台灣的情況正好相反，執著於大政治的台灣，顯然無力解決小政治的經濟、社會問題。看到馬英九帶著一批不是政務官的政務官們賣力地推銷ECFA的景象，不知道為什麼，總是不自覺地意識到舞台的背後，另一批等著目送自己老闆下台的常任文官們的訕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