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派以“西學中源”說為由，抵制頑固派的阻撓，設立同文館、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實行“自強運動”。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不僅大力主張“西學中源”說，還將其改造成為“中體西用”說。維新派又打著孔子和堯舜禹的旗號鼓吹變法。梁啟超說：“言西政，必推本於古，以求其從同之跡。”要建設民主政治，設置議院，首先要考證“議院於古有徴乎？”梁啟超於1902年寫《古議院考》，論證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了類似議院（包括上議院和下議院）的機構和議員的設置。“雖無議院之名，而有其實也。”康有為等不少清儒都將中國上古的堯舜禹時代比作西方的民主、民權時代。章太炎、梁啟超還試圖證明中國古代的井田制和均田制具有社會主義的成分。
孫中山的政治哲學也是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觀念相結合的產物。“三民主義”的每一條都是將來自西方的現代內涵建立在中國的基礎上。孫氏明確提出：“中國此次之革命，就是恢復數千年歷史上之文明”。餘英時總結道，從康有為時代開始，“有著不同取向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傾向於根據他們想象中國介紹的西方價值觀來重新解釋某些關鍵性的中國經史文獻。民權和民主的觀念就是一個例子。”
主張“西學中源”說者各自的心態是有所不同的。早期頑固派、保守派以盲目的文化自尊來抵制西學，認為西學在中國既然古已有之，就沒必要再去學習西方了。而改革派、革命派所要解決的是接受西學的可能性、合法性問題，所以要尋找中學與西學的“同”，盡量化解兩者的邊界，從而形成梁啟超所說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學派”。雖然其中隱含著中學優於西學的思想（強調中國早已有之），實際上由此默認了西學的合理之處。
“西學中源”說有何歷史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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