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9日電／台灣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邵宗海今天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說，“孫中山與黃花崗之役——庇能會議與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3月27至28日在檳城舉行為期一天半的會議。台北方面，共計有30人前來參加，如加上當地以及鄰近新加坡與香港的學者共襄盛舉，則研討會有一百餘人共同討論27篇發表的論文，對檳城來說，乃至對馬來西亞而言，都是近幾年來學界最盛大的一次論壇。
其實與會學者不只參與學術研討。在會議之前，大約有一天的時間參觀孫中山當年五度造訪檳城，向華人鼓吹革命的遺跡。此外，也參觀了一家當初由孫中山集資創辦，迄今己有百年歷史的華人報紙《光華日報》。
文章說，台北前來參加庇能會議與海外華人研討會的成員裡，很多不乏是在台灣從事“孫中山研究”的重量級學者。但是會議之後，幾乎多數學者都承認：由於這次對1910年庇能會議的研討以及在檳城的實地造訪，確讓他們必須重新定位庇能會議在孫中山革命史上的價值，而且更重要的是，當年馬來亞或是檳城的華人對黃花崗之役、甚至對後來辛亥革命的革命成功所具有的貢獻，也必須給予高度的評估。
雖然這樣的看法是在台灣“孫學研究”的學者來到檳城之後才有所調整，但並不意味他們過去的研究有所偏差；嚴格來說，是台灣對孫中山的研究重點及方法，確有與大陸或海外有所不同強調的地方。這可從下列二個層面來說明：
一、大陸對孫中山的研究，集中在廣東的“孫中山基金會”，上海的“中山學社”，以及北京的“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幾個學術重鎮，比較側重在“孫中山革命過程”或“民國之後發展”的研究。而海外如新馬一帶對孫中山的研究，也與內地一樣，偏重孫中山在新馬的革命鼓吹的過程，所以呈現出來的研究結晶，多數都與檳城“庇能會議”或新加坡“晚晴園”相關的歷史事跡。與上述的現象相比，台灣雖然並沒有放棄對孫中山的革命與建國過程的研究，像“國史館”、“黨史會”、“國父紀念館”也繼續都在這方面作出貢獻，但更多的研究成果，是對孫中山思想體系以及其之後在中國實踐的評估，較不具對歷史過程的推敲，這從台灣高校多廣設“國家發展”或“中山學術”研究所的現象可知，也可從本次檳城會議台灣學者多發表中山思想實踐成果的論文篇數可見端倪。
二、另外一點說明台灣對孫中山的研究已經跳脫對“革命過程”或“民國發展”的專研，逐漸發展成是對孫中山的思想在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如何實踐的檢驗，反而成為現階段“孫學研究”的學術研究主流。其實在有些高校如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已開始把孫中山思想在大陸各項建設實踐的案例如交通、外資引進等在課程規劃中進行設計。這或許是市場需求的趨勢所致，但更多恐怕是“孫學研究”必須朝多元方向的發展。
文章說，“但是，本次檳城會議對台灣學者帶來的啟示與衝擊，恐怕不僅只在對中山先生革命過程的重新思考，對中山先生在海外特別在東南亞一帶的革命鼓吹的事跡，也需要有加強研究與考證的必要。馬來亞包括檳城在內的華人，當初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以及廣州起義的壯烈成仁，更需要在台北執政的國民黨當局全面正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