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前蘇聯解體之後，吉爾吉斯實施了最激進的私有化方案，大量企業被分配到私人手裡，一些利潤豐厚的國有部門也被廉價私有化，顯然，北方人是最大的受惠者，他們原先有更多的資本積累，從而有實力購買容易得到股權。在私有化同時，伴隨著無序的民主化，這就形成了耶魯大學華裔教授蔡美兒所說的“無序的民主化會放大市場化造成的民眾和種族仇恨”，街頭政治進入暴虐時代。南方的反對黨，例如庫洛夫為首的阿爾納莫斯黨、巴基耶夫為首的南方“吉爾吉斯人民運動”，最終巴基耶夫整合各種聯盟力量，並獲得美國幫助，將當時總統阿卡耶夫趕到俄國，獲得權力。
巴基耶夫政權並沒有認識到“公平正義比太陽更重要”，只不過是一種勢力掀翻了另一種。巴基耶夫南部勢力沒法更改北方人在私有化上的優勢，於是就大力鼓吹“宏觀調控”，建立了經濟干預力量，巴基耶夫讓自己的親屬、朋友和盟友進入經濟調控部門，例如他的兒子馬克西姆就是吉爾吉斯“發改委”的部長。巴基耶夫的算盤是，如果北方人在“私有化”上獲利，那麼南方人應當在“國有化、權力化”上撈錢。毫無疑問，在沒有正義和良策“護航”的私有化國有化，最終都會淪為無恥的“榨取化”。
我們可以用偉大的政治學家亨廷頓的分析範式來理解是吉爾吉斯的暴動。亨廷頓用民眾政治動員和政治組織化來分析社會形態。例如低動員度＋低組織度＝傳統社會（不丹）、高動員度＋高組織度＝現代社會（例如發達國家），而低動員度＋高組織度＝威權社會，而高動員度＋低組織度＝動蕩社會。而吉爾吉斯就屬於無序民主化釋放出高動員度，但“榨取化”和“派系風水輪回”則將國家變成了低組織度。吉爾吉斯的問題需要解決的不是民主化，而是如何培育出令人信服的法治和產權規則，從而使得國家政治能力變成“富有韌性、彈性和人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