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眾對中國仍乏認同
文章說，如今，台灣民眾對“中國”的態度，或許可用“三個缺乏”來概括：對大陸當局對台承諾能否兌現缺乏信任，對當前的中國政治社會體制缺乏信心，對現實存在的中國缺乏感情，也因此對於中國的未來自然不會產生“應該有所擔當”的“責任感”。
台灣民眾為何會形成如此的“中國觀”，原因紛雜，兩岸百餘年來的隔絕，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曲折磨難，國民黨推行四十年的反共教育，冷戰體制、美國霸權支配下產生的台灣親美意識，“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更加崛起的本土意識，主流台獨運動繼承國民黨的仇匪恨匪思想等，都共同“促成”了台灣民眾對中國的不理解與不認同。這種負面感情的形成，固然有政治人物的操弄，但其實很難單純歸責於個人。
經濟利益取向並非萬靈丹
一方堅持“一中”，一方則疑慮甚深，這個“深層次矛盾”如何突破？志在推動台灣“再中國化”的人士，有人從經濟與國際政治面著手，期盼台灣民眾一方面正視中國在經濟實力和國際政治地位上的崛起，一方面透過發展兩岸經濟聯繫，逐漸從經濟生活中改變台灣民眾的認同。在本栖會談中，台灣學者楊開煌提出“以台灣為主體的中國機會論”，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也指出，兩岸均應視對方為重要資源、資產，都是類似的思考。
文章說，“機會”、“資源”、“資產”等用語，似乎偏重經濟利益取向，事實上，大陸當局在處理陸港一體化以及新疆、西藏的離心傾向時，“經濟利益”與“經濟融合”是必打之牌，然而效果卻仍有待觀察。畢竟，經濟必然牽涉分配問題，不管是自由市場經濟，或是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既會產生贏者圈，也會衍生輸者圈，而且往往前者勢強卻範圍狹窄，後者勢弱卻範圍廣泛，稍有不慎，反而將使得“國家”認同與階級貧富問題不斷纏繞，治絲益棼。
民眾仍具有潛在中國意識
另一方面，也有人從文化、歷史意識著手，希望透過加強文化紐帶，重構兩岸民眾共同的歷史記憶，由此慢慢喚醒台灣民眾腦中的“中國因素”。比起經濟利益的紐帶，歷史文化紐帶自然更加厚實。（以漢人為主的）台灣民眾宗教生活中的媽祖、關公，日常交往運用的語言文字，文學欣賞中的李白、杜甫，以故宮文物為代表的歷史遺產，無不反映兩岸在歷史文化上的血肉相連。
即使本土意識濃烈的民眾，也往往在日常對話中脫口“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這的確顯示如果經過細緻漫長的努力，配合中國政治經濟的崛起，“中國認同”在台灣不是沒有重建的可能。
文章說，台獨運動人士擔心的“台灣主體意識尚未全然鞏固”，從反面說明了這種可能性。兩岸統合學會在本栖會談中提出的“百年中國”計劃，正是“再中國化”的一個嘗試。
應讓中國模式具進步意義
然而，文化認同畢竟不能等同於政治認同，各國各民族分合歷史已然清楚說明此點。如果推動“再中國化”運動的人士操之過急、過粗，貿貿然地舉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大旗，恐怕不易為台灣新生代接受，反而很容易就會被打成“復辟勢力”。
文章說，多少年以來，“台灣本土＝進步，中國大陸＝保守”的等式雖然偏頗，卻也深入台灣人心，要扭轉此一局面，經濟聯繫與文化紐帶都只能起局部作用，根本還在於如何讓台灣民眾認同中國代表進步價值，代表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社會體制和政治理念，讓幾代台灣人一直追尋的美國夢、日本夢，轉為“中國夢”。
文章說，如今，大陸思想界有股探討“中國模式”的熱潮，如果所謂的“中國模式”不是簡單的肯定中國現實體制，甚至滑向偏狹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而是在全面反省兩岸四地百年道路，反思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歷程的基礎上，真正提出並能落實一個超越西方模式，實現廣大民眾生活福祉，先“立人”再“立國”的新模式，此時台灣的“再中國化”自是水到渠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