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讀書的目的和方法也不一樣。陶淵明不求甚解，為的是涵養性情；諸葛亮略觀大義，為的是經世濟用；朱熹皓首窮經，為的是探究義理。古人讀書之用，總體來看，偏重獲取智慧，務求“此心如水，不流即腐”；今人讀書之用，則偏重獲取實利，但求立竿見影。在一些人眼裡，相比於看一場演出、電影的即時快樂消費，相比於發家致富、出人頭地的迫切願望，讀書或許有用，但難堪大用，慢慢悠悠，似懂非懂，實在讓人等不及、坐不住。
所以，這些人要麼不讀書，要麼愛讀暢銷書、愛跟風讀書，特別是賺錢之書、厚黑之書、小情小調之書。如此潮流之下，各類心靈雞湯供不應求，而其讀者的外在見識和內在幸福感，卻未必日益長進。
讀書，是通往個人幸福、社會和諧、國家興盛的重要途徑。大至民族、國家的困境，社會的危機，小至個人、家庭的迷茫，歸根結底都在於智慧不夠。而書籍，作為千百年來人類智慧的結晶，恰好可以拿來借鑒，“每見於世情能窺破一分，於身心有一分體貼”，最終走向通達。如果全體國民都有此認識和動力，變被動為主動，進而重拾中國傳統詩書精神，建設書香之國、禮儀之邦，也就水到渠成了。（呂紹剛）
（文章來源: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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