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經濟之學，曾國藩也非常重視。當時一般學者多視經濟之學為做官術，不把他當成一門學問。所以，姚鼐、唐鑒都認為學問只有義理、考據、詞章三門。曾國藩則把經濟之學列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他在《勸學篇示直隸土子》一文中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詞章，曰經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今世掌故皆是也。”
老莊思想解除清廷疑忌
事實上，曾國藩對“經濟之學”也確實下過一番苦工夫。他大約從道光二十九年擔任禮部侍郎前後起，一生中始終孜孜不倦地研究“經濟之學”，並從中吸取了歷代統治階級豐富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經驗，從而解決了一連串的社會實際問題，為其在政治生涯中取得某些成功，提供了重要條件。
曾國藩不僅對儒學各科主張兼取各家之長，而且對諸子百家也採取兼收並用的方針。鹹豐十一年他在日記中寫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虛靜，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又說：“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也，不可棄也。”
曾國藩在其一生的活動中，從諸子百家各派學說中吸收了不少思想用於行政和為人處世。例如，他在湖南舉辦團練時，就吸取刑名家重法治亂世的思想，作為殘酷鎮壓農民群眾反抗活動的理論根據；他在統治階級中受到排擠時，就吸取老莊清靜無為的思想主動“推讓少許權利”，以解除清政府的疑忌。結果，他在這兩件事上都達到預期的目的。否則，湖南很可能成為第二個廣西，使他無立足之地，更難以取得以後的成功，即使把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他也未必能“保全末路”，這對他來說可謂受益匪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