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7日電／中國經營報刊文指出，“中國物價高於美國”之說流傳已有時日，知名經濟學家左小蕾女士的文章《中泰物價之比讓人困惑》令此說進一步升溫。然而，這個說法多半只是一個因比較對象選擇不當和忽視關稅、產業發展政策而造成的誤讀。
根據左小蕾女士的文章，她2010年春節期間在泰國開會旅遊度假之餘，順便全面考察了該國交通、酒店、購物、餐飲等生活各個方面的價格，發現所有的價格都比中國同類消費便宜，令她感到困惑。而且，她在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遇到過物價低於中國同一商品價格的現象。倘若只看這些商品價格，“中國物價高於美國、泰國”結論自是不錯；問題是，這裡用以比較的是哪個居民群體的消費?作為衡量標杆的那個群體能否構成各國居民的主體?他們消費的商品和服務價格能否代表一國總體物價水平?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片面市場化拉大消費差異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居民收入和財富水平天然趨向分化，不同居民群體所消費的商品與服務差異很大，經濟體制取向和開放經濟將進一步拉大發展中國家居民群體的消費差異。首先，在汲取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經驗的基礎上，二戰以來的西方國家普遍推行了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措施，從而緩解了收入和財富兩極分化的程度;相反，在缺乏強有力政府或全面推行市場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分化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從而加大了不同居民群體的消費差異，這一點，我們從改革後的中國和轉軌後的俄羅斯和東歐可以看得很清楚。
同時，在開放經濟體制下，不考慮“發展國貨”等思想驅動下的行為決策，發展中國家消費者天然更加傾慕發達國家製造或有發達國家品牌的消費品，從西方名牌冒牌貨的流行就可以看出這一點，而這些消費品真品往往又價格高昂，中低收入群體受預算制約而主要或完全選擇廉價商品，高收入群體則會選擇較多的高價西方商品，其消費模式往往與發達國家同類群體差異甚小，但該國居民群體消費差異比封閉經濟環境下進一步拉大。
在這種情況下，用以衡量一國物價水平的標杆應該是什麼?應該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等收入及低收入普通居民所消費的商品與服務價格，而不是小小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價格。片面市場化的發展中國家兩極分化嚴重，高收入群體更小，其收入和財富對普通居民同胞的倍數更多，以他們的消費作為衡量全國物價水平的標杆，扭曲程度更為嚴重。
此外，區域發展失衡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其他條件相同，國土越大、地理越複雜，區域發展失衡越嚴重。與中國相比，泰國是個自然條件要好得多的濱海小國，區域發展失衡未必有中國這麼大。
利用貿易工具保留民族產業生存空間
對於一個正在努力趕超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為了保護國內產業，遏制國內居民對進口奢侈品的消費，提高資本積累，實現經濟趕超目標，設置關稅等進口壁壘的原則應當是：初級產品進口壁壘低於制成品，零部件進口壁壘低於整車整機，奢侈品進口壁壘高於中低檔消費品。即使是外資在國內設廠生產的產品，理想的狀態也不是讓它們把高中低不同檔次市場“通吃”，而是要能夠給國內民族產業留下生存的空間和賴以起步的“根據地”，讓民族產業能夠從較低檔產品起步，逐步壯大，最終能夠與西方企業、西方品牌較量。
由於這種“發展導向”的進口壁壘與高收入群體(通常也是該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精英群體)的消費欲望相悖，能否有效做到這一點，決定了一個發展中國家趕超的成敗，也是衡量一國政府行動能力的重要標杆。
從這個角度看，法國、美國製造的服裝在中國國內價格遠遠高於在其母國的價格，表明了中國產業發展政策的成功，值得中國引以為榮而不是引為失敗。關於法國品牌皮爾•卡丹襯衫在泰國價格是中國價格的五分之三，不管這是加工貿易出口之後再以成衣名義進口，還是直接在國內製作、國內銷售，這樣的價格也表明泰國的關稅和流通體系運行結果是沒有給本國民族產業留下更多空間。
“中國物價高於美國泰國”之說多半不過是誤讀，但由此折射出來的問題卻是深遠的。它表明，國際旅遊、網絡技術的發展等因素正在削弱傳統產業發展政策工具的效力。
前文已經提及，我們要對奢侈品、高價西方消費品設置較高進口壁壘，但國際旅遊興起及其成本相對下降，使得許多國內高收入消費者可以直接到海外採購;網絡技術的發展也使得國內一般消費者可以利用網絡交易等工具低成本從海外採購，然後借旅遊者歸國免稅進口額度、郵包進口關稅減免等規避正式進口貿易渠道下的高關稅，從而令國家產業發展政策的效力部分落空，國內流通產業反而損失了部分收入。與此同時，在媒體市場化等趨勢下，較小高收入階層對他們理應承擔的某些較高成本的怨言也有可能被誤讀為大多數居民的利益受到了真實的損害，並被成百倍地放大，從而令本來著眼於國家整體、長遠利益的政策遭受巨大政治壓力。對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有足夠的預見，並早日考慮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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