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而言，香港的社會仍然有一定的流動性，但是無可諱言，部分市民的流動性卻明顯不佳。一般認為香港在國家欣欣向榮的大環境中，一如前特首董建華就職時的名言：“國家好，香港更好”。但是回歸十多年的經驗，一些市民的處境反而比以前差了。在基層，不少產業工人於香港工業北移的初期，北上成了“師傅”和中級管理人員，但於過去一段時期，被內地人員逐步替代，回流香港之後，收入大減。同樣道理，由於香港港口的地位於回歸後急速下降，貨櫃車司機等物流業人員也大受影響。中產階級見到回歸之後，專業職位增加，但行政管理職位收縮。而與內地經濟發展一無關係的工種如公務員、教師、社工等，基本上不覺得“國家好，香港更好”，這大概可部分解釋不少於政府和半政府機構、NGO工作市民有較大的怨憤。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從實行學校分區派位開始，香港教育資源的分配日趨不均。自幼稚園開始，名校挑家長，小朋友要花錢弄一份1公分厚的“簡歷”才有希望入圍。今天香港中學500家左右，其中國際學校16家（超過70%學生是本地人），英基學校8家、私立中學9家、直資中學49家，即約有1/5的中學學位是只有能付得起昂貴學費的家庭才能進入。這些學生除了生活環境良好，營養充足之外，日常幾個補習老師，琴棋書畫無所不學，假期不是這裡交流，就是那裡遊學，而且不少都在外國大學畢業，社交圈子非富則貴……你是大公司主管，你也會雇用他而不要那個來自天水圍，中環也未到過幾回，一出口便知缺乏“優雅”文化的小子。事實上，香港的有關研究更顯示，跟外國經驗不同，隔代貧窮在香港有加劇的趨勢。我們可以說，對上世紀80年代前出生的人而言，社會較開放流動是事實，但對“80後”來說，是另一番世界。
流動性是局部的尖銳矛盾，是未來的大問題；對任何政府，這都是一個不能忽視的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而這個問題在香港已經尖銳化和明顯化，特區政府不能不盡快面對。
流動性不足也好，貧富懸殊也好，社會不公也好，其實都指向一個問題：分配。香港的分配出了大問題。眾所周知，2006年香港的堅尼系數高達0.533，是全球發達城市之冠；今天這數字恐怕只會更高。與此同時，香港卻又出了大量世界級的富豪，其窮奢極侈的生活、巧取豪奪的手法，天天出現於傳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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