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4日電／編者：范曾是當世一流的藝術家、學問家，杜維明是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他們都對中華文明進行著承載、闡釋、傳播、光大的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范曾和杜維明兩位先生就是當代的大儒。他們的對話是學術界的一個佳話。2010年 2月，由北京大學和北京電視台聯合主辦的一個電視節目《天與人》在北京電視台播出，受到廣泛的關注。本文即截取二人對話中關於中國藝術精神的一段話，以饗讀者。
杜維明：範先生作為一個藝術大家，是在深厚的學養基礎上創造藝術。他對中國經典文字之美特別欣賞。他有幾句概括我不能完全記得，但我覺得是對經典之美非常傳神的一種概括。他說中國經典之美是簡約的、是高華的、是確實的、是樸直的，同時它也是圓融的、博大的。另外，他用到一個我不曾想到的詞語，就是“深雄”，又深厚又有氣派。
范曾：博大深雄、簡潔高華，這的確是中國文字本身，帶給我們文化人的無與倫比的稀世之寶。我們中國文字的確是一種很簡練的文字，它的語言涵蓋內容卻是非常的豐富。
尤其在中國的經典，像《論語》、《孟子》里，要言不繁，可是說的事情很多。孟子在《梁惠王》里面講：“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謂有世臣之謂也。”故國是什麼？不是長了幾棵大樹，而是因為有人，“有世臣之謂也”。我們也講，北京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謂有大師之謂也。杜先生來到北大，北大才是個北大，對不對？你說一個大的知識分子不是可以批量生產、論堆計算的。國家學術之安危，往往系於一兩人之身。中國儒學走向世界，儒學之所以有未來，杜先生在這裡面所起的作用極大。中國人講話，的確有時候要言不繁。像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昌黎，他有時候一篇文章幾十個字，照樣很完整。蘇東坡寫文章，“行其當行，止其當止”，這又是中國文人一種瀟灑的氣度。這個孔子不講過嗎，“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這個史和野，都不是中國的文人所需要的語言風格和氣質。中國文人所需要的風度、氣質和他語言本身都是統一的。其實人的氣質之美，往往是通過語言表現出來的。張載文章寫的非常之好，他曾經談過人的氣質問題。張載說人，有一個“本然之性”，還有一個“氣質之性”，人的第一等重要的工作就是改變氣質。改變氣質從哪開始？他的語言是其氣質最重要的載體。這人，典雅；這人，高華，這人，鄙俗。這個完全是內在的修為所使然。
有記載雲，張載，他平時待人接物，不動聲色的，以自己行動做無言之教。張載特別強調改變氣質是頭等重要的事情，我想這個包含著語言、行為、動作。一個人走到我面前，我是很注重看相格的，這相格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看他皮毛外相。第二個要看他骨相，這個骨相又不是皮毛外相了。骨相之成，須幾代人。最後一點看，風神如何。也許他的皮毛外相，骨相還都不行，可是呢，這個人有一道風神。這道風神把他一切都可以忽略了，這道風神是十分離奇的。剛才我們談到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當然杜先生非常熟悉的，見過很多次。我呢，僅僅見過一次。在人大會堂吃飯，他和我同一桌。他端坐那裡，吃的很少很少。很瘦的一個小老頭，危然端坐，巍巍然，大氣象。我是一個藝術家，所以我經常從外相先判斷一個人。先察其貌然後再聽其言、再觀其行，子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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