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功好學生
雖然無法照搬新加坡模式，但中國官員在南大的課堂上，仍是非常積極的學生。
“如果是早上9點上課，他們8點50分就會到。”給市長班講課有五年經驗的何啟良稱，“他們態度很認真，活躍地參與課堂討論，對教授的要求也相應地高。給他們講課時，我能感覺到他們對成功的渴望。”
市長班成員是每年由中國中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百里挑一而遴選的。何今年的學生名單上，級別最高的是湖北省鄂州市市委書記範銳平，範同時擔任了這屆市長班班長。
當年何博士第一次給市長班講課時，驚奇地發現來自中國內地的官員們其實多有積累。“很多來自西方的公共管理概念，他們在中國早就聽說過，甚至已經開始實施了。”
但來自中國的學員們對國際管理理論的理解，跟何想傳授的內容，並不完全一致。“問題是，他們只是大概知道這些概念和技術，並不理解它們更深層、更複雜的真正含義。”
何啟良認為，這種思想上的限制，取決於中西文化和歷史上的區別。“他們熟悉的中國體制裡，國家、政府和黨，都是融成一體的。所以他們很難看出權力分離的重要性。講到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非政府組織等相關概念時，我也沒法找出中國的例子，來給他們解釋。”
一位參加此項目的新加坡本地學生也有類似體驗，她對時代周報說：“中國官員對很多概念的理解和我的不同。比如，他們對非政府組織的理解是：一個不是政府直屬，但仍有政府官員在內的機構。我問他們：有政府官員在內，有政府的直接介入，不是就不能稱‘非政府組織’嗎？但他們覺得還是可以，因為他們認為組織裡還是需要有政府代表。”
圍成一圈子
項目副主任張志斌也知道這種授課困難的存在。但他更認為，中國官員在新加坡一年裡的教育，並不限制於課堂上的培訓。“我們在課程上，的確比較單一注重技術方面的內容。因為中國政府派官員來，是希望他們能學一些技術性的措施，來解決中國一些具體的問題，如城市規劃、環境管理等。”
“但是技術的背後，總是有制度和文化層面的因素。”新加坡從1965年獨立以來，一直由李光耀的行動黨執政。但在憲法和法律上，它有完備的民主構架。張認為，這必然會啟發中國官員們去思考。
“他們在新加坡學習和生活的一年當中，潛移默化而學到的東西，會督促他們突破技術層面，去思考更深層的問題。如：在一個法治國家裡，民主架構要如何建立？它在文化層面上、在體制層面上，應該是什麼樣子？”
“這樣來，我們既達到了中國中央政府的期望，同時也超越了它，激發官員去思考制度的作用、文化的角色。”
這或許是生長於中國內地的張志斌對市長班和中國改革發展的理想。但土生土長於新加坡的何啟良卻觀察到，市長班學員和本地人的課外交流非常有限。“我一直鼓勵他們多出去和新加坡人交流，不要讓生活圈子這麼封閉。但是他們就是喜歡圍成一圈子。”
何向記者描述，某屆的學員曾經20個人一起去銀行辦賬戶。銀行一下子接待不過來，便特別給他們開個服務窗。“結果他們卻生氣了，說為什麼對我們的服務不一樣？我常勸他們多分開來，兩三個人出去玩，會很容易認識新加坡人、被他們接受。你20個人一起出去，會把別人嚇走的。”
給未來打基礎
張志斌對中國的未來，以及市長班對之的貢獻，比較樂觀。“培訓的效果不是一兩天內就能看出來的。它是為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後的未來打好的基礎。”張認為，“每一個在新加坡住過一年的官員，都會有所改變。”
“有些畢業官員跟我說，他們回國之後感到很痛苦。因為他們打開了雙眼，卻發現周圍的很多東西跟理想有一定距離。但以個人的能力，他們無法改變這些東西。這種痛苦本身就是很大的收獲。”
對於官員們在新加坡互相交流的行為，張博士更是充滿希望。“中國文化很講究同窗。好幾屆市長班現在都有QQ群。他們跟我說，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這個QQ群，看看五湖四海的同學們最近在做什麼，是不是升官了等等。”
“我希望他們以後能互幫互助，如果真的做大了，當上省長或部長，能夠支持‘南大團’裡的其他同學。當然我說的不是希望他們去做什麼壞事，而是因為他們在理念上比較接近，能彼此認同，或許能把他們在新加坡潛移默化而學到的，體現到政策去。”張志斌笑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