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瑩模式的先進性和局限性
外交人事調整中最奪人眼球的當屬傅瑩由駐英大使晉升為副外長。女性、蒙古族這些元素使她在一眾黑、灰西裝男的包圍中猶如萬綠叢中一點紅。她是中國第二位女副外長，考慮到第一位王海容履職年代的特殊性，傅瑩應該算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
傅瑩的晉升，可謂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在過去兩年中，她在英國的表現堪稱優異。最重要的是，與中國外交官普遍的講究紀律、缺乏親和力不同，她的公關工作做得很好，以至於國內出現“傅瑩模式”的說法。傅瑩的晉升也是當局對傅瑩模式的認可。
文章說，多數中國官員習慣於灌輸和威壓，見到外國人總會下意識地挺一挺腰板，過於刻意做作。傅瑩模式是一種說話的藝術，要訣在於傾聽和溝通，這可說是近年來中國外交官用西方公關學與西方人交往的少有典範。概括而言，傅瑩模式包含了三方面。
首先是形象。或許是身為女性的便利，她一反中國官員慣常的沉悶死板，穿衣著裝很是時尚高調，形象氣質不錯。其次是多層次外交。傳統外交主要是和所在國政商界人士打交道，屬於高層外交，公共外交概念提出後，與當地社會中下層人士交流也成為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對照傅瑩2004年駐澳大利亞至今的種種積極表現，大致與中央在非典危機之後對公共外交的倡導同步。第三，是對媒體有選擇性的利用。傅瑩正是從2008年在英國媒體上撰文反擊藏獨之後才逐漸為國內公眾熟知的。在發稿方面，傅瑩並非專找大報，而是根據文章內容和英國報紙的受眾特點有意識地選擇合適的報紙。這是很聰明的做法。
傅瑩個人無疑是成功的，但這不代表傅瑩模式能夠在中國外交戰線大面積複制。傅瑩的成功無外乎個人實力、性別優勢和英國媒體的影響力。傅瑩年輕時就愛好舞文弄墨，英文寫作也不錯；在中國的駐外使節中，女性本就少，自然更容易出彩；而傅先後派駐的澳、英都是有影響力的西方國家，這種優勢放大了她在當地媒體上的聲音。換言之，學她並不容易。不過，大使為駐在國媒體撰文先例一開，其他外交官所受的限制也就少了。
技術進步難脫根本被動
張業遂也好，傅瑩也罷，以他們代表的中國外交官在近幾年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一進步主要體現在公關活動和形象包裝上，屬於技術層面的小進步。如果指望通過技術層面的小進步就能夠扭轉外交上的根本被動態勢，恐怕是要大失所望了。
事實上，被國內熱捧的傅瑩模式在英國所收到的回應遠不像國內媒體描述的那樣樂觀。政商界更多地是將傅瑩的言行視作中國與國際接軌的一種積極表現，至於刊載傅瑩文章的媒體，態度則審慎得多。美國史上臭名昭著的麥卡錫善於鼓動利用媒體，但登過他文章的美國報紙恐怕沒誰會認可他的主張——美國媒體後來感到被麥卡錫愚弄了。
文章指出，外交技術的進步對中國有益，但不能代替戰略層面的改良。1995年希拉里出席世界婦女大會時指責中國人權，國內針對極具煽動性的美式演講法拋出過一個“熊蕾式演講法”應對，但效果微弱。胡錦濤主席去年提出要改善我國的道義形象，楊潔篪部長今年初也提出了影響力、競爭力、親和力、感召力“四要求”，這些都不是在外媒發幾篇文章就能搞定的。譬如一個馮正虎事件，就得外交部解釋半天。作為中國外交的具體執行者，外交部在技術層面改善提升是分內之事，至於擺脫外交被動，就要決策層多花心思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