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4日電／英國《金融時報》刊登專欄作家吉蓮•邰蒂的文章說，什麼東西愛爾蘭有，但希臘沒有？當然，雨水與好喝的啤酒除外。這個問題，許多西方政府都最好問一下自己，尤其是英國、葡萄牙以及西班牙。
近些天來，困擾希臘的財政危機使歐洲動蕩不安。但在希臘抗議者放火之際，歐洲另一邊上演著另一則受關注較少、卻同樣吸引人的故事：即愛爾蘭沒有因為政治與財政混亂而陷入動蕩這一事實。
畢竟，去年的這個時候，資本市場普遍猜測，在歐洲負債率較高的國家中，愛爾蘭將會成為首批遭受財政衝擊的國家之一。它的銀行一團糟。它剛剛經歷了瘋狂的樓市繁榮與蕭條。它的公共債務積重難返。
不過，愛爾蘭隨後出台了非常嚴厲的計劃來解決債務，包括大幅削減公共部門工資，以及解決國內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迄今，愛爾蘭擊敗了市場末日論者的預言。
儘管今年一年就將公共部門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削減7.5%的承諾，未能讓愛爾蘭免受所有的市場痛苦——上周，其債券與德國國債的息差觸及3%，但它讓該國避免被貼上“徹頭徹尾的極差國家”這一標簽。
難怪上周占據新聞頭條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而不是愛爾蘭。
為什麼？部分原因在於愛爾蘭的基本經濟狀況，它不像希臘或葡萄牙那樣糟糕。舉例來說，愛爾蘭明年淨債務占GDP的比重預計約為50%，是希臘的一半。但數字本身還無法解釋事情的全貌。還有其它兩個不那麼顯而易見的因素，似乎也在愛爾蘭的故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也影響了國際投資者對其國債風險的看法。
文章指出，其中一個是政治基礎設施問題，更明確地說，即一國是否擁有決策機構來削減債務。第二個是金融家此前很少操心的一個問題：社會凝聚力，也就是說，政府能否把艱難的選擇強加於一個社會，而不致引起政治動蕩、社會動亂，乃至更糟糕的情況。
看來，希臘在這兩個方面做得都不好。正如希臘總理喬治•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也許合適的是，他以前是一名學術社會學家——喜歡解釋的，近年來，希臘已成為一個“侍從主義國家”（clientilist state，公權占有者伺候其主要庇護者、從事權錢交易的“尋租型國家”——譯者注）。
該國腐敗猖獗，法治不完善、政治基礎設施相當薄弱。窮人與富人，或者，不同政黨間的凝聚力相當脆弱。畢竟，這是一個擁有暴力抗議悠久傳統的國家。因此，倒黴的帕潘德里歐能否讓全國團結起來，齊心協力分擔痛苦，仍是一個問題。
愛爾蘭則感覺非常不同。之前令人憎恨的英國殖民統治，給這個國家留下了根深蒂固的法律與政治基礎設施。該國較小的規模，使得它更容易進行管理。儘管愛爾蘭有一段血腥的內戰史，但它在眼下這場危機面前，出人意料地表現出高度的社會凝聚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愛爾蘭對待這場危機，就像對待可怕的新年宿醉一樣：每個人都知道，愛爾蘭在信貸繁榮時期瘋狂地縱情，他們也知道，排洩——如果不是懺悔的話——是必要的。於是，國民都集體依偎在沙發上呻吟著。
如此高的凝聚力也許不會在愛爾蘭持續很久。隨著公共部門工資削減造成生活困難，而一些銀行家被發現享受著豐厚的薪酬，政治緊張正在升溫。但對於其它西方政府而言，耐人尋味的問題是，他們是朝著更“愛爾蘭”，還是更“希臘”的結局前進？
比如，英國下任首相可以訴諸於英國選民的“敦刻爾克”精神，要求他們共同分擔一場新財政戰爭帶來的痛苦嗎？葡萄牙、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可以複制這種做法嗎？眼下，這些問題的答案尚不明確，這非常危險；債券市場正在觀望——並等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