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收益率上看，作為國際債權大國的中國卻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謂“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將本國企業的貿易盈餘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並通過購買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國債（收益率3%-4%）回流美國資本市場；而美國在貿易逆差的情況下大規模接受這些“商品美元”，然後將這些“商品美元”投資在以亞洲為代表的高成長新興市場獲取高額回報（收益率10%-15%）。這實際上是一種失衡的國際資本循環方式，它反映的是經濟全球化中金融霸權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的經濟掠奪。
此外，作為不成熟的債權國，中國無法以其自身貨幣進行放貸，大量貿易順差由此帶來了貨幣的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
而與之相反的卻是，作為全球最大債務國的美國，債務不但沒有對其形成制約，反而成為美國維持金融霸權的工具。從貨幣構成看，美國的外國資產大多以外幣計價，而其負債則幾乎全部以美元計價。美國憑借“美元本位制”不僅支撐其債務的國際循環，也能利用貨幣“估值效應”，通過債務貨幣化或變相貶值增加國民財富。在國際貿易計價、世界外匯儲備，以及國際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別占48%、61.3%和83.6%。“美元本位制”實際上已經演變為美國的“債務本位制”。一方面，作為貨幣發行國，其可以通過增發貨幣以履行對外償付義務或稀釋對外債務負擔，因此其主權信用風險的發展還可能會以隱性違約方式出現，即通過儲備貨幣貶值變相違約其外債償付義務。僅2002～2006年間，美國對外債務消失額累計達3.58萬億美元。
另一方面，美國又通過對外大量進行長期投資獲取巨大經濟利益。與平23.5%左右的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水平（借貸成本）相比，海外投資（FDI）形成了高利潤回報，據統計在2000-2006年間，美國對外資產收益率高達20%。
債權和債務關係本應是國家博弈和互動的工具和籌碼，當前是該思考中國如何扮演美國最大債權人角色的時候了。中國要將作為債權國的金融權力轉化為國家政策工具，增強抵禦外部壓力的能力和向外施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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