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角色定位要清楚
首先，要回答國有部門的邊界在哪裡的問題。國有部門要有個邊界。國有部門不能無限地發展，不可以無限地去侵犯非國有部門的領域。要讓兩個領域保持相對平衡的空間，容許它們互相競爭。國有和非國有兩者部門之間的公平競爭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場各自的職能和領域，應該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領域發揮作用，哪些領域政府應當發揮作用但是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哪些它應該退出來的地方它沒有退出來，這些問題都要弄清楚。像社會改革，社會保障，醫療保險，教育，環保等社會政策領域，政府顯然都還做得不夠。
再次，要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中國領導層提出的“和諧社會”，目標很好，但這個目標和所使用的實際手段則是完全脫節的。政府只有經濟政策，而社會政策貧窮不堪。在很多場合，都是用經濟政策取代了社會政策。舉個例子，要建立和諧社會，就要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比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住房等等。在所有國家，這些方面都是需要國家大力投入，但中國則不然。這些本來需要國家大力投入的領域，往往成為暴富的領域。在社會政策沒有確立的情況下，往往是通過犧牲社會的方法來謀求經濟的高速發展。這樣就使得中國社會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經濟發展越快，社會被破壞得越厲害；社會越脆弱，經濟發展越不可持續。
政治上也是一樣。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在政治上的成功源於開放。過去為什麼成功？因為形成了一種比較開放的政治過程，政治過程向社會階層和利益開放，先向農民開放，後向城市居民開放，向各級部門開放，向各級政府開放。政治的開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的動力。現在政治改革為什麼變得那麼困難了呢？原因很簡單，是因為政治過程的開放力度又不夠了。政治領域如果開放度不夠，就容易產生既得利益集團，而既得利益則必然阻礙進一步的改革。
如何繼續推進改革？關鍵在於繼續的開放。在政治領域，1990年代中期之後向民營企業家開放，這是應當的，因為新的社會群體產生了，就要把它納入政治過程之中，以擴大執政黨的社會基礎。但問題是，在這個過程中，也不能忽視其它的社會群體。在經濟部門，商會組織變得越來越強大。但工會呢？如果工會的力量得不到發展，那麼和企業主的組織相比較，工人就會處於弱勢地位。弱勢群體，比如說農民，也應當容許他們組織起來。在經濟上強勢的群體組織起來、參與政治的情況下，如果不容許弱勢群體組織起來，那麼兩者就要失去平衡。執政黨和政府應當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強勢社會群體和弱勢社會群體之間的均衡，這樣社會才會穩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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