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對中國期待有所變化。新戰略沿襲了布什政府的戰略，在與中國發展“積極、建設性、全面的關係”的同時，表示要密切關注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以防其損害美國及盟友利益。但是，新戰略根據國際新格局作出調整，希望中國扮演“負責任的領導角色”，與“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相比，對中國期待更高。
新戰略字里行間流露出奧巴馬政府對美國實力呈下降趨勢的擔憂，反映出美國政府和社會深刻的危機意識。奧巴馬敏銳地意識到，國際道義的缺失和經濟危機是美國當前困境的根源，新戰略就是為了解決這兩個難題。
新戰略吸取了布什政府的教訓，強調多邊主義，以爭取廣泛的國際支持，讓盟國和夥伴分擔責任。縮小反恐打擊範圍、調整偏袒以色列的中東政策，也是遵循同樣的邏輯，意在爭取穆斯林國家民眾的支持，以瓦解恐怖主義的民眾基礎。
經歷嚴重的金融危機後，美國感覺力不從心，主導國際秩序的能力下降，因而希望通過重振經濟，提高自身的影響力。布什 政府認為首要的安全威脅來自外部，目標是拒恐怖主義於國門之外，而新戰略則認為首要安全威脅來自內部，根本解決之道是重振美國經濟。
新戰略是對奧巴馬競選及執政期間主張的一個總結，而不是大幅修正，其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奧巴馬政府在外交實踐過程中，受霸權慣性、國際環境、經濟困境等諸多因素限制，必然會對新戰略打些折扣。就像布什任期最後兩年的外交政策，實際上偏離了單邊主義，有了更多多邊主義的色彩。例如，美國聲稱要以身作則推行民主價值觀，試圖占據國際道義高地，但受國內政治及資金問題等掣肘，遲遲無法關閉關塔那摩監獄，令人難以相信其推行價值觀的誠意。再如，新戰略雄心勃勃地要維持美國軍事上的絕對優勢，以維護全球安全，但降低財政赤字的壓力很可能會使上述目標成為水中月、鏡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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