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幻之筆寫屈原成仙以抒懷
在清代戲曲中，除去悲憤常態的“屈原”之外，周樂清的《屈大夫魂返汨羅江》、丁耀亢的《化人游》以及胡盍朋的《汨羅沙》都是幻化之作。他們的理由是：“悲歡常態，不足以發我幽思幻想，故一托之於汗漫離奇，狂游異變，而實非汗漫離奇、狂游異變也”，其目的是“別創規模，立案翻新，令觀者稱快，嘆未曾有”。其實，這些幻化之作就是時下的改編作品。他們往往以自我之浪漫情懷給屈原另設結局。比如，《屈大夫魂返汨羅江》寫屈原被漁父救活重返楚國政壇，並以積極的人生態度，獻策楚王，最終，楚國聯合趙國擊敗秦國，以雪前恥。丁耀亢的《化人游》則更加離奇，屈原不僅成仙，而且所居之所叫做“魚腹國”。有一何生修道成仙之後，在魚腹國求見屈原賦騷，只見有二老對坐圍棋，相對大笑說，你輸我蓬壺一座，閬苑三山，三十年後須當還我；另一個說，你輸我火棗十斛，瓊漿千石，待東海揚塵，卻來勾賬。胡盍朋的《汨羅沙》把屈原寫成湘江水仙，與吳江水仙伍子胥一起巡江，完全脫開史實，把屈原另行安排。仔細想來，這些劇作雖然與歷史不吻，但作者的用意在於對歷史的同情，對現實的失望，借屈原以寓意，從而達到寓言劇之目的。也許這更加符合人類和平之願望。人間天國雖然很難看到，但寄予理想是無可厚非的。現在想來，中國的懸幻作品古已有之，完全可以拍出《阿凡達》的電影效果。
抗戰形勢需要借屈原以呐喊
如前所述，今人對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先生的觀點為依據。因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其歷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他寫《屈原》話劇之前，他已經解決了屈原兩大形象的識別問題。其一，定屈原為偉大的愛國者；其二，把屈原作為孔子“仁政”的代表人物。他的愛國形象與主張仁政的形象是一致的。因為，他想以楚國為中堅力量，在六國推行仁政來統一中國，從而與“虎狼之秦國”的武力統一中國區分開。而他一生的拒秦之舉，恰恰與中國的上世紀４０年代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大形勢相仿，所以，才有了郭沫若要寫《屈原》一劇的時代需要與革命動力。借古喻今，借歷史說現實，恰是郭沫若的長項，因為他對歷史頗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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