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說，當今由美國、歐洲、日本組成的發達世界，政府統統超高額負債。英國《經濟學家》網站上掛有一幅“全球債務比較圖”，顯示了2010年每個國民平均背負的政府債務：美國和英國各2.5萬美元，法國、德國和加拿大各3萬美元，“歐豬五國”（PIICS，即葡萄牙、愛爾蘭、冰島、希臘和西班牙）平均3.5萬美元，日本7.6萬美元。這些國家沒有哪一個是靠大手借錢才發達起來的吧？可是現在，他們分明與曾經使他們發達起來的路線背道而馳。
也不要以為，發達國家的公共債務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結果。我們知道“政府救市”的代價不菲，其中也包括急速增加的國家債務。但是，同樣根據上述網站提供的信息，當下全球債務總餘額38.6萬億美元，其中的75%即29.1萬億美元債務，是早在危機前的2007年就欠下了的。
為什麼發達國家競相大舉借債過日子？這個問題問得太沒有意思了。愚見以為，任何人、任何機構、任何國家只要能像當今發達國家那樣借得到巨債，都不容易拒絕過這樣的 “幸福生活”。真正的問題是，發達國究竟怎麼可以做到在債台高築的情況下，還能夠源源不斷地繼續舉債？
拿普通人的經驗比照一下吧。我們都可能要向別人借錢，或為了超前消費，或為了抓住某個投資機會，或為了救急。當然，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借貸願望非常強烈、借錢的理由非常正當，別人就樂意充當我們的債主。關鍵是我們歸還債務的能力——未來的收入、可變現的財產以及過去履行債務合約的信用記錄。假如沒有可信的還債能力，我就是急得團團轉，你也不一定借我，對不對？
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當然，政府的未來收入基於法定強制徵稅的權力，似乎比普通人的未來收入更可靠、更可信。不過，強制性收稅也受到重重約束：加稅要通得過議會的關口，納稅人可以手腳並用投票，徵稅成本隨稅率升高而高，以及高稅賦終將抑制經濟增長。更嚴重的是，靠不斷增加的公共負債來“兌現”福利承諾的慣性一旦養成，就非常難以擺脫——這是最近希臘主權債務危機提供的新鮮教訓。這是說，發達國家不斷增高的負債傾向絕不會自然而然就被輕易扭轉。
歷史經驗說，高額負債的國家因為承受不了縮減財赤的短期痛苦，很容易傾向通過貨幣貶值來“化解”政府債務。道理簡單：貨幣幣值的縮水可以直截了當地勾銷公共債務！我的理解，這也是為什麼擁有貨幣控制權的國家，可以超越實際的“還款能力”實現高額負債的原因。最起碼，“財政虧空貨幣補”在短期內似乎還行得通。這就對任何貨幣權力的掌控者構成了致命的誘惑。從這一點看，美國、歐盟和日本之所以擁有當下全球最多數量的公共負債，與他們控制著美元、歐元和日元有關。作為當代三個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供應國，他們擁有更高負債的“本錢”，因為一旦需要，他們就可以主動貶值貨幣，直接消減債務。
這樣，由貨幣控制帶來的高額政府負債，反過來就以貨幣貶值威脅貨幣體系的穩定。19世紀的金本位就是這樣解體的，20世紀以美元為本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也是這樣動搖的。我們講過的，如果連黃金都不足以抵抗國家權力在債務方面的機會主義傾向，那麼當下通行的法定不可兌現紙幣，哪里還能構成實質的障礙？況且，現在全球的超級借債國，主要面對的是外國債權人。這里的教訓是，債務國一旦能夠把貨幣控製作為多多負債的“人質”，債權國就可能受到債權權益縮水與貨幣紊亂的雙重打擊。
回看三國，當曹操聽信了龐統之策把大小戰艦連成一體時，可謂萬事齊備，只欠諸葛孔明的東風。當下的新問題是，國際貨幣供應國無不負下超高額的政府債務——“東風”早已齊備，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難道還應該堅守固定匯率，把人民幣與債務國的美元牢牢地捆到一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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