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進一步健全市場配置資源機制，提高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權威人士指出：當前投資和消費增長較快，很大程度上是政策作用的結果。擴大內需，最終要靠市場和社會力量，“在‘十二五’乃至今後更長時期的改革中，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更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其次，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順收入分配關係。近年來，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之間分配關係呈現較為明顯的失衡狀況，收入分配問題已經到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的時候。
權威人士分析：要盡快扭轉收入差距過大趨勢，逐步形成中等收入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因此，將會加大稅收在二次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從現在開始到“十二五”時期，要加快完善個人所得稅，建立健全財產稅制度，有效調節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此外，要進一步完善資源稅費制度。
其三，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加快推進城鎮化。
其四，創新多元參與、平等競爭的公共服務體制。
權威人士指出：當前，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合理。原因在於“政府責任不到位和包攬過多並存，該管的沒有管到位，該放的沒有真正放下去，發揮市場機制、社會組織和民間資本的作用不夠，活力不足。”“在公共服務中如何劃分政府與市場的界限？”權威人士認為，社會需求是多層次和多樣性的，各項社會事業都應該區分“基本”和“非基本”。政府保障的是“基本”。“非基本”部分能夠由社會和市場提供的，要切實交給社會和市場，政府履行好監管責任。
政府轉型的“牛鼻子”
“第一次改革主線是體制轉軌，目標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提高經濟總量。第二次改革主線是發展方式轉型，目標是形成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和實現民富國強。”遲福林告訴本刊記者，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第二次改革，對後30年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這其中的關鍵是政府轉型。”
遲福林分析指出，“政府轉型決定‘十二五’改革全局。”政府轉型應該是“總抓手”、“牛鼻子”，這涉及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特殊利益集團的掣肘，中央地方的博弈等多個方面。
因此，遲福林具體建議，以緩解收入差距為目標，“十二五”初期要盡快啟動財政稅收體制改革；控制政府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大幅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實現國有資源的合理配置；推進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
遲福林建議，需要建立規範的中央與地方公共職責分工體制，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職責範圍。強化省、市兩級財政的轄區責任，保證縣級財力；推動行政體制與財政體制的聯動改革。
在推進行政區域體制改革中，應推進財政上的“省直管縣”向行政上的“省直管縣”過渡；將發展潛力非常大的大城市增設為直轄市，將部分發展條件比較好的城市增設為副省級城市。鼓勵部分有條件的縣改市或改區。繼續推進大部門體制改革，探索實行在大部門體制內部分離決策部門的執行職責。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執行權，建立執行機構。強化監督權，成立獨立的監督委員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