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3日電／環球時報刊登北京學者程亞文的文章指出，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今年年初的國情咨文中，突出強調“我不接受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在與中國的交往中，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是不能讓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也就是說美國霸權不能與他國分享。到今年第二季度，按日本方面的統計，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而有關中國假以時日還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言論，近幾年來時有所聞。這當然會刺激美利堅民族的神經。美國在面對中國復興的時候，戰略思維中很難不浮現二三十年前蘇聯和日本的身影。
全文如下：
在大國關係史上，守成國家與新興國家能夠長時間“和平共處”的，還幾乎沒有出現過。近段時間以來中美關係的戲劇性發展，又一次讓人們看到了歷史定勢的存在。
這種歷史定勢在最近的演繹，乃是冷戰期間美國以蘇聯為對手並最終使其崩潰瓦解；而在冷戰結束前後一段時間，美國則又以日本為對手，通過國家戰略層面的安排，抑制了日本的經濟擴張。
從美國當年對付日本經濟崛起的經歷中，可以對美國應對其他國家興起的戰略思維略窺一二。首先是美國絕對難以容忍其他國家超越美國。無論口頭上是如何宣稱歡迎他國崛起，歡迎新興力量與自己一起參與管理世界，美國對可能超越自己的國家的忌憚，是深埋於自身的戰略無意識、隨時都有可能爆發出來的。就如今天美國的重要報章頻頻預測中國將於某年某月某日登鼎、美國將退居第二一樣，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製造業超過美國後，美國輿論到處都在宣揚日本即將在經濟上全面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美國下意識的反應，是1990年10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羅切斯特工科大學舉行了擊潰日本經濟的研討會，並以“日本2000”之名出台系列報告；克林頓剛剛執掌白宮權杖，便要求《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一書的作者傅高義與情報部門的負責人約瑟夫•奈一起研究對策，決不能讓日本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美國一定會從戰略層面看待其他大國崛起對自己的影響，會從長期性的趨勢來衡量大國關係的變化，貫穿其中的主要是實力邏輯，而不是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考慮。這種思考方式，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最有代表性。他在20多年前寫過一本書《大國的興衰》，就是從經濟、人口變遷的角度，分析了近五百年來的大國關係變化，他說大國關係和世界政治最常見的矛盾，就在於大國的不同經濟增長速度，導致大國力量對比關係發生相對變化，從而產生世界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不平衡，由此又形成所謂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間的結構性對立。
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忌憚，因此來自於其他大國與美國經濟力量對比關係的變化，但又絕不僅僅在經濟層面。與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威脅論”成為國際流行語言相比，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盛行於歐洲和美國的卻是“日本威脅論”。美國學者喬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思•勒巴德合著、1991年出版的《下一次美日戰爭》，就是“日本威脅論”在戰略思維上的表現。
從表面來看，上世紀90年代前後“日本威脅論”在美國的興起，是起因於人們所熟知的美日貿易摩擦，以及日對美的巨額貿易順差和日本國內市場的相對封閉。然而，《下一次美日戰爭》的兩位作者卻告訴人們：美日摩擦的根本原因是美國擔心日本將會利用其強大經濟實力取得對西太平洋事務的控制主導權。日本經濟崛起後，如果以此為突破口，擴大在亞洲的政治地盤，重新在軍事上武裝自己，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其全球戰略部署和作為霸權國家的地位便會受到挑戰，這是美國不能夠容忍的。
其次，一旦被美國認定為對手，美國就會使出全身解數來打垮對手。這鮮明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壓垮對手，美國會表現出充沛的戰略意志。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感受到日本的經濟威脅後，為從經濟上制服日本，美國前後足足用了20多年時間。美國壓迫日本先開放金融市場，接著日元升值，持續說服、談判、威脅，逼迫日本節節抵抗卻節節敗退，一步步改變自己的金融體系，並被吸納進以放鬆監管為特征的美式金融體制中，最後導致日本經濟中泡沫大量產生並到頂點時破滅。另一個，是美國會軟硬兼施、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為打贏與日本的經濟戰，美國動用了貿易制裁、談判壓服等多種手段，威逼日本開放市場、改革金融體制，在日本不從的時候則施加政治壓力，還與其他國家聯起手來共同施壓。美國在壓制日本時戰略意志之堅決、手段之猛烈，都凸顯了美國在面對潛在挑戰者時的戰略本能。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今年年初的國情咨文中，突出強調“我不接受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在與中國的交往中，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是不能讓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也就是說美國霸權不能與他國分享。到今年第二季度，按日本方面的統計，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而有關中國假以時日還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言論，近幾年來時有所聞。這當然會刺激美利堅民族的神經。美國在面對中國復興的時候，戰略思維中很難不浮現二三十年前蘇聯和日本的身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