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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冷戰結構下，台日相互依賴，催生了台灣對日本的重新解讀。 |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自然回到祖國的懷抱，飽受日本人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對於打敗日本的祖國，充滿憧憬的歡欣之情。戰後的台灣一直到1947年期間，“去殖民化”與“祖國化”是當時台灣最大的時代意義，反日以及對過去日本殖民文化和對歷史的反省與批評成為主要的潮流。[注6]但就如同“國旗事件”一樣，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可以說是沿襲了日本總督對台灣的殖民手段以及態度。相較於蔣氏政權在對於戰敗的日本人，採取了“以德報怨”的寬大態度，但是對於深受日本人迫害的台灣人，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卻充滿深深地對台灣人的不信任，更採取與日本人相同的手段治理台灣。
很快台灣人對於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從期待轉變成失望，相較於日本的異族高壓統治，自然對於國民黨的統治更充滿挫折與傷心。現在一般人常常批評日本與“台獨”的淵源，但卻很少論及在1945年日本戰敗前，日本也是台灣知識分子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聚集地。回顧這一段歷史，卻也相當諷刺，原本在日本殖民時代，為了反抗日本的高壓殖民手段，一部分的知識分子跑到日本，一部分的知識分子跑向中國大陸。後來為了反抗蔣氏政權的威權統治，仍然一部分知識分子跑到日本，一部分的知識分子跑向中國大陸。
探究台灣人原本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期待漸轉變成為失望，這期間有個重要的分水嶺，也就是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這場遺憾的悲劇，對台灣人的傷害不僅是事件本身所造成的傷害，更深層的影響則是對於當時台灣人心理上的打擊。“二二八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多是當時活躍台灣的菁英分子，其實也是原本最熱烈期待國民黨政府的台灣人士。從期待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到受到國民黨政府的迫害，原本的反日知識分子被扣上背後受到日本與共產黨煽動的帽子。這也使得“二二八事件”一直存在在當今的台灣政治文化中，有如徘徊的幽靈。
台灣與韓國在對日情感的變化發展上，最大的不同點就在於戰後的台灣存在著複雜的族群關係。1949年蔣介石喪失了對大陸的統治權而撤退到台灣，台灣在蔣介石的心理上不僅是過去曾被日本統治的殖民地，也是他最後賴以維持政權的反共基地，而台灣的地位也從國共內戰的後方變成國共內戰的前線。撤退到台灣的蔣介石為了確保國民黨政權的穩定，開始在台灣進行去除日本殖民統治的痕跡，在學校教育以及政治思想宣傳上，政府與學校大力宣傳蔣介石在對日戰爭中的偉大功績，使得這一代台灣人成長的記憶中，對於日本入侵中國的歷史成為台灣人主要的“對日記憶”。
相對於台灣人的“對日記憶”只有日本入侵中國的歷史與蔣介石的功績之外，對於台灣人曾經被日本統治的歷史記憶（包括前期的武裝抗日與後期的皇民化運動），在這段時期的記述幾乎是一片空白。到1987年前為止，台灣社會上所出現有關評論日本的資料，其作者幾乎都是戰後來台的外省人，而非受過日本殖民統治過的本省人。其內容也多是過去抗日的艱苦經驗，以及以“正統中國”的角度對待“中日關係”，某種程度上是延續了中日戰爭狀態下的對日記憶。[注7]根據後來的調查，台灣本省人口當時雖然佔80％以上的比例，但是在自傳類的文學作品比例卻遠遠低於外省人佔的比例。這段時期，受過日本統治的歷史成為台灣人的原罪，也成為當時台灣外省人劃分本省人的心結，這樣的氣氛彌漫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台灣人血淚交織的抗日史，在反日教育中隻字不提，台灣人被迫記憶的是，抗日的英雄是外省人，而本省人則是被貼上日本共犯的標籤，這種標籤是壓在族群記憶中的大石。
在這一段的時期，由於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的治理方式承襲日本的殖民式統治，不只導致其後的省籍衝突，也使台灣人的對日情感有了一個重要的轉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生活上、教育上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與不被信任感，這種累積的不滿，使得台灣人對日本的觀感是負面的印象。但是戰後台灣在被殖民化式的統治中，以及被視為戰敵日本共犯的歧視中，台灣人所產生心理上的幻滅，使得台灣人在戰後將過去殖民者日本視為“惡”的這種想法，也因而逐漸轉變而成為一種與外省人區別的象徵。[注8]這個變化深深的影響到現今的日台關係中，今日在闡述日台關係的起源時，在追溯其起源時，這種心境上的轉變都是不能不提的重要因素。這種由“惡”的形象轉變為“有功”的變化，成為現今日本人在討論對台灣認識時，也形成日本部分傳媒為過去殖民台灣的惡行脫罪的理由。
重新建構中的台灣對日觀念
1949年後，國民黨政府積極在台灣建立起抗日教育的同時，與此所不同的是，蔣介石不只在戰後對日本採取寬大的態度，蔣介石政權在政治上也與日本建立起無比親密的外交關係。這種上下的政策的矛盾，主要與當時的國際環境變化有所關連。喪失大陸政權的蔣介石，極其需要在國際環境中尋求美國與日本的協助與認同，蔣介石放棄對日本賠償的要求，也是為了相同的目的。這種政治上、軍事上需求的關係，使得蔣介石“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是有所依賴的。
在冷戰結構下，台灣不只依賴與日本及美國的政治、軍事關係，在經濟上更是成為相互依賴的依存關係。這種政治、經濟關係的建立才能重新催化台灣對日本記憶的重新解讀。從1952年到2008年，日本對台灣的直接投資項目佔外國對台灣直接投資項目的27.53％，位居第一；累積直接投資總額為157.74億美元，佔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16.2％。[注9]日本現在並不是統治台灣的殖民者、也並不是只會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而是能夠與台灣有經濟互利，帶動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投資力量。而這種重新的認識，才是推進今日台灣人對日認識的主要動力。
日本與台灣這種政治、經濟上的關係，不只延續到了現今的日台關係上，也成為維持日台關係發展最強的推力。與此同時，解嚴後的台灣，本土作家的文學作品大量出現，過去老一輩本省人只能存在於夜晚的回憶，現在則能夠藉由自傳、回憶錄的形式留在個人、家族或是歷史的一頁上。不只這類個人的文學作品相繼問世，為了彌補過去空白的一段歷史，政府的相關研究也展開如火如荼的調查。過去曾被刻意抹去的台灣本土歷史成為歷史教育研究的主流，其中當然也就包括了日本統治的殖民歷史。蔣氏威權體制在台灣結束後，當台灣人開始能夠填補過去流失的這一段空白記憶時，其實台灣人也開始反思過去日本殖民時代的統治歷史，對台灣人的對日認識有何影響時，這也就成為文化上今日台灣人對日本認識的重新開始。
必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廣為流傳的自傳、回憶錄的作者並不是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因此對於生活在日本時代的記述也就不會在歷史文獻上做一番嚴格的考證，對於記述內容自然偏向生活經驗的陳述而非嚴謹的歷史考察。其內容自然有一種見樹不見林的缺陷；或者是個人囿於緬懷過去年輕歲月的記憶，而非緬懷日本的統治經驗；又或者為了解釋個人的行為，在重建過去個人回憶時，同時美化個人的生活經驗。因此如果光是以這些類似回憶錄的內容加以批評台灣人親日的傾向，自然有陷入一種充滿主觀立場的成見。
其次，當評論現今台灣人受日本大眾文化的影響極深，這又是受日本皇民化影響的結果時，這其實忽略到大眾文化的感染與政治文化的感染力是不同的。大眾文化講求的是求新求變，要能夠符合年輕人的需求，更需要經濟環境的配合。台灣的經濟發展雖然在1990年代前就已經開始茁壯，但90年代以前的經濟環境發展條件並未反映在消費能力上，使得之前台灣人的消費能力無法支撐自身大眾文化的建立。而90年代後，當台灣的經濟環境條件能反映在消費能力上時，這時日本的大眾文化發展已經相當成熟，並且向海外輸送。這不只使得日本的大眾文化成為當時台灣年輕人注意的焦點，更重要的是台灣在建立起自身的大眾文化時，有相當大的程度是以日本的發展為借鏡，發展出台灣自身的大眾文化。這種文化的傳播，相當程度上與政治文化有所區隔，就如同台灣過去的“香港熱”、現今的“韓國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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