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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在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的博弈與互動出現了積極變化 |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對台灣南部地區造成重大災害後，加入世界氣象組織（WMO）迅速成為島內各界討論的焦點。而隨著近年來氣候變化議題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和升溫，台灣加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及其《京都議定書》（KyotoProtocol）的呼聲也不絕於耳。此外，台灣多家航空公司的飛機近年來頻出事故，業界和部分政客也提出了加入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問題。“行政院長”吳敦義2009年9月在台“立法院”接受質詢時就曾指出，台當局將委請“邦交國”在聯合國大會上協助台灣加入上述兩個國際組織。事實上，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台當局要求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的呼聲也一直不絕於耳。因此，未來台當局以各種突發事件、客觀事實或國際議程為依據，要求加入相關國際組織的呼聲與行動可能會更加頻繁。
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本質
如前文所述，兩岸當局的“國際空間”經歷了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李登輝在島內當政之前的兩蔣時代，兩岸在“國際空間”問題上鬥爭的本質是對中國國際代表權的爭奪，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所謂“正統地位”的爭奪。在這一時期，兩岸當局對“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沒有任何疑義，爭論的只是誰有資格在國際上代表中國行使主權。無庸諱言，這種國際代表資格的爭奪是一場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
李登輝在島內上台後，一直到陳水扁2008年下台前，兩岸在“國際空間”問題上的鬥爭出現了質的變化。首先，國際社會已經普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內的整個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大陸的國際政治空間與生存空間都已得到空前的鞏固與強化。同時，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也經由其與國際社會的廣泛聯繫而得到加強，但台當局欲代表整個中國的國際“政治空間”卻所存無幾。其次，以李登輝和陳水扁為代表的分裂勢力在謀求台灣的國際“政治空間”時，一方面打著台灣“要生存、要發展”因而只是謀求“生存空間”的旗號，另一方面開始放棄、乃至對抗台灣當局曾堅持多年的“一個中國”原則，圖謀製造“兩個中國”和“一邊一國”的國際印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李登輝、陳水扁時期的台當局確實不再與大陸“爭奪”作為整個中國國際代表權的國際“政治空間”了，轉而要向國際社會爭取台灣自身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國際“政治空間”。很顯然，台灣事實上已經擁有了廣泛的國際生存空間，但在以李登輝、陳水扁為代表的分裂勢力看來，台灣更缺乏的是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所需要的國際“政治空間”。也就是說，李、扁執政當局刻意模糊概念，聲稱台灣缺乏“生存空間”，因而需要去“爭取”，但它實際爭取的卻是台當局搞分裂活動所需要的國際“政治空間”。這當然是大陸方面要堅決反對的。
因此，這個時期台灣當局擴展“國際空間”的活動，特別是李登輝時期以“務實外交”之名連續多年鼓噪參與聯合國，以及陳水扁時期大搞“烽火外交”，衝撞“一個中國”的國際框架，其著眼點就是對“國際空間”議題中“生存空間”和“政治空間”這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進行刻意模糊與惡意炒作，“把台灣問題國際化”、“鬧得越大越好”，以期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凸顯台灣作為一個具有“行為能力”的“主權獨立國家”行為體的存在，從而在國際社會塑造其鮮明的“獨立國家人格”。
在海峽兩岸和台灣內部，台當局的這種炒作則能起到激化兩岸矛盾和統獨對立、煽動部分台灣民眾悲情意識、從而塑造並強化“台灣主體性”的作用，而“台灣主體性”與“台獨”之間具有高度的模糊性和重疊性，極易被分裂勢力所利用，卻不易被我們講得清。從實際效果來看，除了以“台澎金馬單獨關稅區”並簡稱“中華台北”名義進入世貿組織外，這期間台當局雖然沒有成功進入任何其他重要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但確實造成了一定的國際影響，而其在島內的最大影響就是民眾的“台獨”意識以驚人的速度成長，也包括陳水扁曾洋洋自得的藍營被“綠化”。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李、扁分裂勢力爭取“國際空間”的活動在國際上和島內都確實取得了不菲效果。
2008年5月國民黨重新在島內執政以來，台當局在“國際空間”問題上採取了與李、扁時代有所區別的策略，出現了一些積極務實的變化，主要是提出並施行了“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的理念。在這種理念指導下，台當局雖然仍要爭取和擴展台灣的“國際空間”，但增加了理性和彈性，以政治敏感性較低、與台灣民生密切相關、且其規定也較為彈性的專門機構為爭取目標，從而試圖降低與大陸的對抗。此外，台當局2009年也放棄了李、扁政權時期通過台灣“友邦”提出“參與聯合國”議案的莽撞做法。應該說，與李、扁時期相比，台當局在這方面顯然是一個進步，值得肯定。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台當局在“國際空間”問題上的工作重點仍然是聯合國體系內的專門機構（除了前面提到的幾個組織外，還包括世界糧農組織、國際海事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電信聯盟、萬國郵政聯盟等），而這些專門機構中的個別機構並不強制要求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與。例如，世界氣象組織就不強制要求其成員必須是主權國家，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也是其正式成員。此外，台當局也會繼續努力參與其他雖不從屬於聯合國、但仍需主權國家資格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還有，台當局也會繼續推動參與到東亞一體化進程和其他區域性或雙邊性安排（如FTA）中來。在泛藍陣營好不容易才重新取得島內執政權、兩岸關係出現總體緩和的背景下，馬當局的上述做法無疑將對大陸方面提出新的挑戰。具體來說，這種挑戰至少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如果台當局今後進一步提出參與聯合國體系內的其他諸多專門機構，以及聯合國體系外的其他國際組織、一體化進程、多邊或雙邊安排時，大陸該如何應對？如果大陸繼續阻撓，不僅島內綠營勢力會故伎重演，借機煽動悲情意識，挑起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和對大陸的仇恨，藍營群眾也可能遷恕於大陸政府，甚至馬團隊也會對大陸產生不滿，從而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景構成不可預測的負面影響。
其次，當前台當局至少表面上不再強調“政治空間”，而以基本人權和“生存空間”為訴求主軸，給大陸方面帶來較大的道義壓力。但當大陸方面在這種壓力下放行若干聯合國專門機構和其他功能性較強的政府間組織後，未來可能會發現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結果：台當局通過這種更廣泛的國際參與，使其“獨立國家人格”客觀上隱然成型，給國際社會造成更加鮮明的“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印象。
第三，當大陸方面在上述壓力及其他可能的壓力下，打算對台灣放行更多或更重要的“國際空間”時，還必須考慮到未來分裂勢力再次在島內執政、或者島內政治生態進一步綠化的可能情形。從近20年來島內民意結構演變的宏觀趨勢來看，這種擔心絕非多餘。而2007年11月民進黨當局在WTO內抵制大陸法官張月姣一事，正是分裂勢力利用國際“生存空間”、而非“政治空間”挑釁大陸的典型案例。
結語
在目前及可預見的未來，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和“台獨意識”仍將是島內的強勢意識形態，其在政治議題設置、政治價值判斷方面仍將具有主導地位。2009年先後發生的“郭冠英事件”和“陳昭榮事件”已經證明了它的這種主導地位，而且今後它的這種主導地位還有可能得到進一步增強。在這種背景下，雖然馬當局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政策暫時降低了兩岸在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的對抗性，但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從整體和長遠的角度來看，它仍將是一個涉及到中國領土主權完整性的根本原則問題。它要求大陸方面必須要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做好思想、策略和戰略上的預案準備。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9月號，總第15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