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華爾街是個競爭異常激烈的場所，許多華人經過多年奮鬥，在此立足。
|
|
| 江平靠投資營利分紅年入逾億，成為華爾街華人的一個標竿。
|
中評社香港9月7日電／美國《世界周刊》報道，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華人在華爾街的地位水漲船高。全美華人金融協會(TCFA)會長吳皓博士表示，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華爾街日益重視具有中國背景的金融人才。他估計，華爾街華人約有四、五千人，占20多萬從業人員的2%。而且，近年美國金融機構到亞洲設點，都是聘請華裔擔任亞洲區總經理。
吳皓博士是在上海接受該刊記者電話採訪時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說，許多華爾街的華人相當成功，但又非常低調，不願曝光。最近幾年，英文媒體多次報道華爾街華人的表現，才把這群沉默的華人金融精英的成就攤在聚光燈下。現在，不僅許多華人進入大型金融機構工作，升到董事總經理的職位，而且有些華人積累一定的經驗和名氣後，成立自己的避險基金、創投基金和私募基金，掌管幾十億元的投資。
他估計，華人擔任董事總經理(Managing Director，簡稱MD)的有四、五十人；擔任董事職務(Director)和交易員(Trader)的華人分別有上百人，具有副總裁(vice president)職務的有幾百人，擔任分析師的則在千人以上。不過，另一華人組織“華爾街人”協會會長陳迅勇估計，在華爾街擔任董事總經理的華人“在二、三百人之間”。陳迅勇解釋說，董事總經理是為公司賺錢最多、收入最高的“靈魂人物”，是華爾街人人夢想得到的成就。
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下，華人在華爾街的地位趨升。一些華裔金融人士稱，美國金融業加快向中國擴張，因為“在中國有生意做”，因此大量派出華人去亞洲擔任當地“一把手”。吳皓認為，隨著華爾街“東移”，華人在華爾街的影響將會更大。〈nextpage〉
華人精英 業界讚賞
總部位於紐約的奧本海默基金(Oppenheimer Funds)董事總經理李山泉，是第一批進入華爾街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留美學生。他在接受世界周刊記者採訪時表示，他於1990年代初期進入華爾街，當年在華爾街只遇到少數幾個華人，都是早期來自中國台灣留學生。現在，華爾街華人以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為主。
李山泉1982年畢業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獲得統計和管理計劃學士學位。1987年，他進入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攻讀國際金融專業，兩年後獲得碩士學位。他曾經在波士頓大學讀完博士課程，但是沒有撰寫論文。1991年，他擔任布朗兄弟哈裡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高級分析師。1995年，他加入奧本海默基金公司，1997年擔任基金經理。他說，他從1995年就“實際上擔任基金經理”，但是正式擔任基金經理的時間是1997年。他管理的基金專門投資黃金和貴重金融。“我剛接手時，基金規模是1億元，現在已經成長到35億元”。不久前，利普評級機構(Lipper)將他的基金評為本行業基金的第二名。
李山泉說，他進入華爾街工作後，到華爾街工作的華人日益增多，有的華人相當出色，被英文媒體廣泛報導。其中，最受矚目的有江平、黎彥修、郭勝北等金融新秀。他們的投資業績讓美國業界驚嘆不已。
持續盈利 打響名號
紐約千禧年避險基金公司(Millennium)基金經理居雄偉也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赴美後獲得伊利諾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他管理的基金多年來一直保持穩定的收益率，“不論市場如何，沒有一年虧錢”。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許多避險基金都遭受重大損失，而他管理的基金卻上揚。金融危機到來後，他毅然離開公司，獨立創業。現在，他的基金公司在紐約和上海分別設立辦公室。
吳皓透露，華人近年來成立的避險基金“大大小小有數十家”，有的人投資非常成功。
李山泉說，華爾街是個最講現實的地方，美國人就是看重結果。如果業績做得好，能夠幫客戶賺錢，就能獲得人們的認可。但是，這不是一次賺多少錢，而是長期持續賺錢的紀錄。這樣，基金及基金經理就會掙得名氣。“巴菲特也是如此，幾十年如一日的高投資報酬，才獲得投資者的認可，贏得股神的稱號”。在這裡工作要實打實，不能吹牛。“如果盈利紀錄好，投資者自然會把錢交給你管理。”他的基金屬於開放式基金，“投資者可以隨時進來，也可以隨時走開”。如果投資結果好，錢就會進來。“就在今天，我的基金進了500萬元”。
他把自己在奧本海默經歷的15年分為三個五年。第一個五年是基金慢慢上升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對這個領域逐漸熟悉和掌握”。第二個五年為上下起伏的階段，“市場在這個階段經歷許多重大事件”。第三個五年是快速上升階段，“這個35億元基本上是最後五年進的”。〈nextpage〉
科技革命 華人良機
李山泉認為，在華爾街成功需要兩個因素：個人本領和市場機遇。兩者缺一不可。他承認，華人在華爾街生存不易。首先，金融機構不多，需要的雇員很少，華人機會相對較少。其次，作為一個華人，從別人那裡要錢不容易。第三，把錢要來後，用錢去賺錢更不容易。他說，如果不能賺錢，公司會馬上炒人，不管你是誰。早年，華爾街華人很少，因此華爾街對華人來說很神秘。他說，過去華爾街的基金經理都是文科生，進行傳統的市場分析。後來，華爾街實行計算機革命，計算機技術應用到華爾街的各個層面。“金融業的科技革命給華人留學生提供一個機會”。
他說，近十數年來美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主要是理科、工科和數學博士。交易計算機化和模型化導致華爾街對理工科學生的需求增加。大批華人畢業生藉此機會進入華爾街。他說，當時的留學生學習會計和計算機的比較多，因為這兩個專業比較好找工作。後來，聽說華爾街工資高，學習金融的華人才逐漸增多。
但是，技術革命也給華爾街帶來一些挑戰，導致幾次金融危機。這時，華爾街才發現，計算機和模型交易會產生風險，因此又開始重視風險管理。與技術有關的風險管理又受到重視。大量具有技術背景的華人開始轉向風險管理。一系列的技術革命，導致華爾街華人群體的出現和擴大。
留學大軍 開辟天地
吳皓說，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大陸掀起一波波留學潮。許多理工科專業的畢業生紛紛申請到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他說，到美國留學以理工科為主，因為理工科學生容易獲得獎學金，有了獎學金才能拿到留學簽證。後來，這批人部分改學金融，進入華爾街工作。吳皓從復旦大學物理系畢業後，也加入留學大軍，來到南加州大學攻讀電氣工程博士學位。在攻讀工學博士學位後，他對金融產生興趣，同時在該校讀金融專業的工商管理碩士，最後獲得工學博士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畢業後，他在1997年在著名的美國國際集團(AIG)全球投資公司擔任高級分析師，參與管理上千億元的投資組合的產品開發和交易，並為其在亞洲和歐洲的分支機構提供投資建議。2000年，他轉到瑞地安集團的全球金融產品部門擔任董事總經理，負責全球的金融產品的投資。
2005年，他在紐約參與創辦漢世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成為合夥人之一。他強調，這個投資管理公司不是創投基金(venture capital)，也不是對衝基金(hedge fund)，而是一支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專門投資成長中的企業。公司有20位專業投資經理，分布於上海、北京和紐約。他透露，其公司側重產業研究和宏觀政策研究，採取“駐廠、輪崗”調查的方法，尋找潛在的投資項目。投資領域包括金融信息及服務、高端製造業以及環境保護產業等。〈nextpage〉
金融危機 也遭波及
範宏現在是富國銀行證券的董事(Director)，從事風險控制工作。她於1999年到北卡一所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兩年後獲得學位，在當地一家銀行從事固定收益債券的交易。四年後，她來到紐約，在花旗銀行找到工作，但不幸在2008年金融危機當年被裁員。
範宏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信息管理專業，1992年到上海東京三菱銀行工作。她說，當時東京三菱、美國花旗和英國匯豐是首批進入中國的外資銀行。因為當時中國大陸的金融專業畢業生少，外資銀行招聘員工並不要求專業背景，因此她在外資銀行找到工作。當時，中國資本市場剛剛起步，她做過許多類型的工作。
在北卡工作時，她從事固定收益的債權模型的設計和推廣工作。2005年，她到紐約花旗銀行從事固定收益債券的設計和推廣。在這裡，她不僅與當地客戶打交道，而且還到亞洲和歐洲做推廣。她過去做的是商業貸款。“我們把這些小企業包裝一下，做個投資組合，賣給投資者”。但是，由於次級房屋貸款影響擴大，商業貸款也受到的影響。現在，由於市場好轉，價格開始回來了。
但在金融危機中，她的部門首當其衝。從2007年12月開始，公司陸續裁員。她原來的部門從200多人裁到僅剩幾十人。當時，她的部門有一、二十名華人，許多人被裁後各奔東西，有的回到中國大陸，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到倫敦發展，有的留在美國。而留在美國的華人，有的改作其它業務，有的從事風險管理，有的去做其它的債券承銷。
改變專業 適應環境
範宏說，她在失業後兩個月內找到目前的工作。過去，她從事的工作是把產品銷售給投資人，屬於一級市場的業務；現在，她從事二級市場的業務，即分析已經上市的金融產品。這兩個市場差別很大，也讓她學到不少東西。她說，華爾街分工很細，每人只做自己那份工作。過去，一級市場火爆，大家只關注一級市場。經過這次金融危機，人們對風險的意識增強了。因此，投資人在市場上仔細分析公司的信貸情況，比較這個產品與其它產品的不同。“這樣，我們做風險管理的就要知道它們之間的差別”。
現在，越來越多的華人進入華爾街，原因是華人數理基礎好。她現在的部門有十多人，華人占一半。她認為，現在的年輕人起點比較高，對自己的職業發展規劃比較清晰。全美華人金融協會曾經組織輔導項目，讓一些成功華人向應屆畢業生介紹經驗。許多成功人士介紹他們的經驗，“這對新人進入華爾街很有幫助”。
她說，中國的證券市場和美國的證券市場差別較大。中國大力發展股票市場，股票市場遠比債券市場大很多，而美國的債券市場比股票市場大。她過去的同事回到中國，發現中國的債券產品結構比較簡單，沒有美國的產品結構複雜，品種齊全，因此感覺“沒有挑戰性”。被裁員後，她也考慮過回國發展，但是沒有遇到機會。她說，中國大陸經過多年的發展，金融人才很多，對國內情況也熟悉。如果回國和這些人競爭，回去的人沒有優勢。她希望，有機會回國做與海外有關的業務，發揮自己的特長。〈nextpage〉
設計次貸 捲入風暴
李強剛剛在紐約一家小型金融公司找到基金經理的位置。他畢業於武漢大學國際經濟系，1998年去溫哥華攻讀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後來感到學的知識理論太強，他於2002年放棄尚未讀完的博士課程，轉到柏克萊加州大學讀金融工程碩士學位。畢業後，他在穆迪評級公司的下屬機構分析“債務擔保證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簡稱CDO)。“當時，我還不知道這些產品有什麼用途，因為離市場較遠”。
後來，他到花旗銀行工作後，才知道這個產品的作用。他說，“債務擔保證券”的最初目的是分散風險。他們把債券劃分成許多部分，每個部分具有不同的風險度。有的部分風險高，但收益率也高；有的部分風險低，但收益率也低。“我們把這些產品分成不同的類型，打包進行出售”。投資者根據自己對風險的承受程度進行挑選。
但是，這個方法被濫用了，“好的設計導致壞的結果”。當時，許多產品與房屋貸款有關，其中摻有許多次級貸款。有的房屋貸款公司為了增加貸款，過度放鬆信貸標準，向一些根本還不起債的人進行貸款。“2005年至2006年間，次級貸款市場很紅火，全球的投資人都來美國購買這種次級貸款”。2005年，他到花旗銀行工作，從事這種債務擔保證券的設計。在部門40多個員工中，連他在內有七八個華人。他每天和信用評級機構、基金經理、投資人、律師等打交道。
2007年和2008年間，他被派到香港，向亞洲推銷這種金融產品。“我負責向中國大的金融機構銷售這種產品”。沒有想到的是，美國次級貸款市場在2007年下半年出了問題。“結果，2008年我在香港無事可做”。
文化差異 影響升遷
李強說，他在華爾街工作的一個感覺就是競爭激烈。現在，大陸背景的成功華人主要是1980年代中和1990年代初出來的留學生，基本上都是董事總經理。多數華人的專長是技術和研究。但是，在華爾街的地位最高是銷售和交易，而從事銷售和交易的華人不多。
他感到華人在華爾街很受歡迎。華人的特點是吃苦耐勞、水平高、不搞辦公室政治。第一批華人留學生做出好的榜樣。現在，學習金融的華人留學生一批批畢業出來，很容易進入華爾街。最近，他找到一家小型的美國公司，負責一個部門。“全公司40多人，沒有見到第二個華人”。他認為在美國公司工作，沒有遇到歧視，就是有歧視，人們也不會表現出來。“你會感到你和他們之間存在差異，不是他們中的一分子”。他也認為，“如果你自己不在乎，沒有人會強加到你的身上”。
在華爾街，猶太人勢力很大。如果遇到猶太人的節日，交易員都放假。但是，在農歷春節交易所不放假。他說，如果是華人擔任主管，管理白人比較難，主要存在文化差異，即便是美國出生的華人(ABC)也是如此。美國聯邦政府有朱棣文、駱家輝、趙小蘭等現任和前任部長，華爾街也是如此。“華爾街華人是美國華人的一個縮影”。
來自中國台灣的劉逸健在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公司財務部擔任副總裁，“管理下面三家銀行”。他說，華爾街比較公平，只要努力，有學問，就有機會。他說，如果再往上走，可能就有膚色的問題了，“因為越往上，白人就越多”。他說，美國人聊天什麼都說，含有歷史知識和運動愛好。他認為，兩者之間差別明顯，美國人會說話，華人幹活行。
收入較高 工作辛苦
劉逸健說，華爾街的生活方式是：工作時間長，壓力大，但是收入高。“我們表面上很風光，實際上付出很多”。公司給他配個手機，老板隨時交代任務，躲都躲不掉。“如果老板緊急要個東西，我就要趕出來”。他在1998年到華盛頓特區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金融碩士和博士學位，2005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去過不同的公司。2008年，他到紐約的美隆銀行從事資產管理，最後來到這家公司。
他的工作主要是銀行監管，從事風險管理。他的銀行也設有新的金融機構，屬於商業銀行的性質，但不是對個人的商業銀行，而是針對企業的商業銀行。“摩根史坦利最近新設私人銀行，向富人提供服務”。他認為，在華爾街工作，最大特點是工作辛苦。他每周要工作70個小時。他家住在新州，每天早上6點鐘就要離開家，乘坐到曼哈頓的火車，6點半鐘達到位於中城的辦公室。“我常常第一個到達辦公室，晚上7、8點鐘才能離開，到家已經9點了”。因為事多人少，他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還不算周末加班。
為了讓他安心工作，他的太太在家裡帶孩子。他說，自己不是一個光想賺錢的人，“錢夠用就好”，健康和快樂最重要。他透露，因為華爾街的工作時間太長，他準備將來離開華爾街，換種生活方式。他說，他來自中國台灣，他的父母是大陸河北省人。他沒有回過中國大陸，對父母的家鄉不太了解。“但是，如果中國大陸有機會，我也可能考慮到大陸發展”。〈nextpage〉
成立組織 互相幫襯
吳皓說，他明顯感覺到華人在華爾街的地位不斷上升。“華爾街的世界性金融公司是連美國人很想進入的職場，華人能進入這些公司都不簡單，絕大多數人具有碩士和博士學位”。華爾街華人以畢業於中國名校的畢業生為主，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
大陸留學生從1990年代初才開始進入華爾街，1994年，一些人發起成立全美華人金融協會，最初參與者都是在美國金融機構工作的華人，後來擴大到與經濟金融有關的學術、科研機構，還有的是正在攻讀碩士和博士的留學生。該協會為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全部為義工。目前，協會總部位於紐約，並在波士頓、華盛頓特區、芝加哥、舊金山、倫敦、香港、北京和上海設立分會，會員有兩千多人，分布於美洲、亞洲和歐洲等地。隨著回到亞洲工作的會員日益增多，當地的會員比重增加很快。
全美華人金融協會是華爾街最大的專業人士協會，在華爾街影響很大，能夠請得動一些金融界的大老。他說，協會每年都要召開一次年會，為會員們提供一個交流的機會，也讓剛剛畢業的學生接觸一些成功的華人。在年會上，協會還邀請美國著名的金融人士發表演講。“去年的演講嘉賓是前財政部長魯賓(Robert Rubin)，前年的主要發言者是現任白宮經濟委員會主席桑莫斯(Lawrence H.Summers)。”
協會還幫助中國大陸的金融機構到美國招聘人才，“每次都能招到好幾十人”。一些協會會員也回國工作。
華爾街人 示範效應
業內人士透露，一些華人在華爾街成功後，在中國大陸產生示範效應。許多人希望報考金融專業，然後到美國留學，最後在華爾街謀個職位。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梁子就是其中之一。她在今年暑假從水牛城州立大學金融管理專業畢業。她已經通過注册金融分析師(CFA)的一級考試，“明年將考第二級”。目前，她正在尋找華爾街的工作。
她說，她一年內就把碩士學分讀完，很快就拿到學位，但感到現在就回去，只有一年的洋學歷在大陸沒有競爭力。因此，她計劃在華爾街工作個三、五年，或者做到中層，然後再回國，“這樣競爭力就會很強”。她說，她是獨生子女，父母心疼她，讓她感受到壓力，希望能夠做出成績再回國。現在，她在“華爾街人”協會做實習生，每天學習使用軟件和如何分工合作。“我們上午閱讀華爾街日報，然後做幾分鐘的演講，下午研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做出分析報告”。
她透露，與她同專業的華人同學有十幾人，已經有兩個工作有了著落。“一個在花旗銀行找到工作，另一個同學接到匯豐銀行的工作邀請”。她表示，最理想的是找到華爾街工作。如果找不到，她或者去讀博士，或者回家鄉北京發展。
人才回流 對美國綠卡看得輕了
吳皓說，過去全美華人金融協會大部分會員住在美國，小部分海歸。但是，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一些高端人才紛紛到亞洲和中國尋找工作機會，且呈加速趨勢。
他說，回國工作就面臨綠卡失效的問題。過去，他們比較看重綠卡，但是現在對綠卡看得輕了。“以前，有沒有綠卡很重要，現在有綠卡意義不大”。一般來說，持有綠卡旅行方便。但是，美國領事館最近對中國的商務簽證放寬了，中國人可以獲得一年或兩年的多次往返簽證。“因此，這些專業人士不需綠卡就可以來到美國。”
現在，這些專業人士看重的是發展機會，綠卡放在次要地位。“如果有機會，他們可以不要綠卡。”他說，有人認為在美國發展較好就留在美國，也有人選擇回到中國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