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中國的順差是由其他地區轉移而來。中國在大量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承接了“國際順差轉移”。我國吸收外資的70%來自東亞地區。這些外資企業從本國或地區進口大量機器設備和中間產品，進行加工裝配後以中國名義向歐美出口，所形成的貿易順差也由東亞其他經濟體轉移到中國。
三是中美投資中的“單向性”。即美國大幅增加對中國的直接投資，而中國對美投資有限，也使得雙邊貿易不平衡問題進一步複雜化。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呈現出典型的外資推動特征，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推動。外資企業進出口貿易占中國對外貿易的50%以上。美國對中國貿易出現巨額逆差的根本原因在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製造業大量向中國轉移，因為在華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淨值占到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總額的83%。
四是美國對華實施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政策，加劇了中美貿易失衡。兩國之間的貿易格局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產業分工的結果。美國產業結構不斷向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升級，陸續把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國外，從而產生大量貿易逆差。在現有國際分工格局下，美國即使限制從華進口，也難以使傳統製造業回流，只能轉而從其他發展中國家尋求替代。美國限制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進一步加劇了貿易不平衡。
二、“十二五”期間改善中美貿易失衡面臨新機遇
一是全球產業分工和貿易格局將發生變化，為中美貿易結構升級創造條件。如，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消費儲蓄結構、國際收支結構將會發生變化，並將對我國的對外經濟和貿易關係產生重要影響。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將會改變各國的比較優勢和國家之間的競爭關係，並對全球產業分工及貿易格局產生影響。迫於成本上升的壓力，以及由於信息技術的進步，發達國家一些資金相對密集、技術含量較高的製造業，以及一些原來不可轉移的服務業，都有可能進一步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從而為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帶來了新機遇。這既是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出口商品結構改善的契機，也是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的契機，有利於改善中國出口產品結構，改善中美貿易不平衡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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