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三國關係圍繞美國利益中心的互動緣於美國設計的中日冷戰關係結構。早在上世紀50年代戰勝國對日議和時，美國就排除中國而庇護日本逃避戰爭責任；及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不僅違反《波茨坦公告》將琉球私授給日本施政，而且把中國有領土主張根據的釣魚島也劃在所謂“歸還”範圍。前者慫恿日本政治主流保持著帝國主義時期蔑視中國觀的連續性，後者則刺激了日本出於國家利益的、直感的對華敵視。兩者都是中日關係的結構性矛盾，而美國則依靠駐日軍事基地，向日本公開挑釁對付“中國（朝鮮）威脅”的“日美安保論”，對中國則密告抑制日本軍事力量強化的所謂“瓶蓋論”。這種東亞冷戰史早已證明：美國從中日雙方均獲得了貌似“保護”實則壓迫的利益。不過，從這次釣魚島風波來看，日本仍然甘於付出作為美國霸權工具的代價，以尋求國家利益，並向弱勢鄰國擴張，這難免喚醒鄰國民眾遭受其侵略和殖民統治的痛苦記憶，進而使得現實矛盾的處理更加棘手。
中日應尋求超越“一國中心主義
中日兩國擺脫美國設計的冷戰秩序陷阱而獲得東亞地區政治主體性的前提，在於雙方能以理性的經驗智慧和公正的現代文明價值觀解決結構性對立事項。在戰爭責任問題方面，日本應該像鳩山由紀夫前首相所曾經表示的那樣“有勇氣正視歷史”；在釣魚島爭端方面，中日兩國應該尋求超越“一國中心主義”思維的地區利益觀共識。鳩山由紀夫在首相任中曾經向中國領導人建議，借鑒法德兩國以煤鋼聯營共同體為起點探索戰後和解之路的模式建設東亞共同體；如果日本政府抱有“東亞共同體外交”的誠意和地區政治責任感，就應該停止擅用武力處理爭端這種違反《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行為，與中國一起探討對爭議海域實行更合理的管理和開發、建設中日“不戰共同體”的政治經濟路徑。這其實也符合當年鄧小平倡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國際政治哲學。
總之，東亞國家的政治尊嚴和民族利益的實現有待於東亞國家政治主體性的覺醒，這種覺醒既需要歷史經驗的學習，也需要現實教訓的反省。當然，日本有兩種選擇：誠懇地推動“東亞共同體”外交或繼續迎合美國維持東亞冷戰結構。無論日本如何選擇，中國作為冷戰政治的最大受害者，作為全球主義和地區主義復合政治中的弱勢國家，必須以改革的決心作出制度和政策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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