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就是生產的增長，它是主要生產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產要素有四個：一是自然資源，二是技術，三是資本，四是勞動。原來我們所依靠的是自然資源（土地）和資本的投入。如果這兩個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費就不太可能。我們常常說，現在需要改變消費和儲蓄結構，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麼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為消費結構取決於生產要素的結構。當生產主要靠資本的時候，資本所有者在整個收入分配中就會占很高的比重；當生產主要靠自然資源投入的時候，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在整個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較大。自然資源和資本主要是由誰來占有的？目前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價，差價主要由各級政府支配。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的計算結果，這個差價在20－30萬億，還有人說是40萬億。另外，資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國家，然後是私企。在收入結構上，一定是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這些要素擁有者的消費傾向都是比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資源和資本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不改變，或者經濟發展方式不改變，要提高消費的比重是相當困難的。當然有一種辦法就是增加國家收稅然後補貼給老百姓。但這又會出現稅收負擔增加的問題，此漲彼消，並不能從根本上起到拉動消費的作用。
那麼增加消費有什麼辦法？一個是增加就業，另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進技術進步。知識、技術的所有者是專業人士，如果他們的比重增加就會增加專業人員、所謂“白領”的收入，而白領邊際消費傾向比資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充分就業，提高技術、知識、信息在生產中的作用，才能夠增加普通勞動者和專業勞動者的收入，最終提高整個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
其實，最早對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馬克思。我們很多搞政治經濟學的人有一個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但是完全忘了馬克思是怎麼分析的，只是記住了一個結論，並不斷地重複結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為什麼資本主義要滅亡，因為在他生活的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主要靠的是資本投入，結果就使得最終需求不斷萎縮，最終導致經濟危機。另外，勞動者收入相對地甚至絕對地下降，同時造成了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上述兩個基本規律導致馬克思得出了“資本主義的喪鐘就要敲響了”的結論。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到現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紀末期，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發生根本性改變，主要是依靠技術進步來提高的。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現象——“中產階級”的出現和壯大。所謂的中產階級就是白領，其人數、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國家到了20世紀中期以後社會雖然有很多動蕩，但是不像19世紀那樣風雨飄搖了。
我們要解決長期經濟問題，根本問題在於想辦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點就在於提高技術、知識、信息這些生產要素在整個經濟增長中的地位。關於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時候，寫過一本書叫《中國增長模式抉擇》，這裡面總結了一下。比照西方國家的增長模式轉換的歷程做了一個表：
我們現在所謂的經濟發展方式或者是經濟增長方式，或者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是在這個表的第二和第三、四之間完成。西方國家早期的增長模式就是主要靠資本積累，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但是在19世紀的60、70年代，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以至於使得資本主義面臨危機。然而，就在1883年馬克思去世前後發生了第二次產業革命，此後西方國家的增長模式轉入到現在的經濟增長模式，其最大特點就是不再依靠資本投入來驅動，而主要是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來推動。到了50年代以後，技術進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術。作為一個後起的國家，我們可以迎頭而上，但面臨的任務是從早期靠投資來拉動的增長模式轉向靠技術進步、信息化帶動的增長模式轉變。
現在看來，特別是今年以來應該達成了一個共識。2月3日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幹部研討班上，胡總書記做了一個很重要的講話，提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這個講話裡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可見，黨中央已經看到了問題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緩。在十七大以後，把轉變增長方式的口號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了黨代會的決議，而不是像“九五”計劃、“十一五”規劃是作為政府來抓、來實施的事情。但是，當轉變發展方式成為全國人民的奮鬥目標以後，很多地方列出10條以上的轉變目標，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轉變什麼、到底要抓什麼。我認為，核心還是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也就是在各個生產要素中降低對資金、自然資源投入的依賴性，要靠技術進步、知識、信息帶動經濟發展。
這裡順帶說一下出口問題。出口是由投資派生出來的。出口導向是東亞國家的發明。東亞國家都要提早實現工業化，所以在高速增長時期都是靠投資推動的，但是很快就會發現問題，投資驅動的結果是或遲或早會出現金融危機。東亞國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國等發達國家儲蓄不足的情況，用出口導向的政策來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這就維持了東亞國家幾十年的高速增長。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後也是這樣，特別是在1994年外匯改革以後，出口導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後來發生的問題一樣，其他採用出口導向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要避免東亞國家出現的問題，就要轉變增長模式，要轉向依靠技術進步，提高效率和增加產品的附加值，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點。
那麼，轉變發展方式要從哪入手？第一，對於主要靠加工工業的發展來支撐高速增長的大部分沿海地區，要轉變增長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就要依托現有製造業的產業鏈盡量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發展服務業，即產業服務化。但不是說所有企業一下子就延伸到頭了，甚至還需要有做代工的企業。比較典型的有兩個：一個是富士康，它轉型以後還是做代工；另一個是台積電，它不做設計，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後兩種代工並不一樣。最近很多報刊發表文章說中國還是需要簡單加工業，這是對富士康的誤解。富士康和台積電都是台灣掌握專利授權和專有技術最多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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